汉代美术中，“天马”形象尤为突出，普遍出现于石刻、画像砖、青铜器、陶俑等各种门类的艺术中。这些遗存并非单纯的艺术想象，“天马”崇拜的兴起与盛行，反映着汉代雄浑大气、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是汉代人精神世界的具象表达。

　　何为“天马”？《山海经·北山经》中：“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天马”一词，天马为一种犬状黑头、见人则飞的异兽。而至汉代，“天马”形象的塑造，则与汉帝国的国家意志紧密关联。汉初国力羸弱，匈奴屡次袭扰边境，汉朝缺乏善于作战的良马，多次在交战中失利。武帝时期，为获取西域的汗血宝马，发动两次汉宛之战，良马的获取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武帝刘彻将从西域引进的良马命名为“天马”，后也多次作诗赞誉“天马”。如“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西极天马歌》）

　　良马的引进进一步加强了马的重要性，“天马”不仅仅是先秦臆想的异兽，在汉代升仙思想的影响下更是成为一种结合现实与神话的符号。这样的思想，必然在诸多实物上有所体现，考古发现的各类“天马”遗存，勾勒出了“天马”崇拜在艺术作品上的基本形象。

　　在霍去病墓石刻群中，主体石刻“马踏匈奴”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方法，描绘了膘肥体壮的战马将身体蜷缩、手握弓箭的匈奴士兵踏翻在地，“马踏匈奴”虽以写实为基调，但马匹昂首挺立的姿态、肌肉线条的张力所体现的力量，初具“天马”雏形。陕西兴平茂陵一号随葬坑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则赋予了汗血宝马更接近“天马”的形象。铜马比例精准，双耳竖尖，四肢修长矫健，尾部扬起，加之通体鎏金的工艺，彰显了汉帝国的威仪。在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山东嘉祥武氏祠中也有“天马”图像，描绘出天马腾云驾雾、逾越山川的场景，造型融合了现实马匹的矫健与神话的奇幻，将传统祥瑞与汉武帝时期对宝马的崇拜相结合，体现了天马成为权力与理想的象征。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时期（一说为西晋）的铜奔马，以“马踏飞燕”的动态，将“天马”的速度与力量夸张表现，马的三足腾空、一足踏燕的瞬间，不仅展现了工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与浪漫想象，也象征了汉代人开疆拓土、征服万难的豪情。

　　“天马”形象始终与汉代的国家意志和开拓精神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内涵的深化，结合汉代儒学“天人合一”的观念与意识。在“天人感应”的信仰认识下，“天马”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是君主德政与国家兴盛的象征。汉代铜镜、墓室壁画、瓦当、锦帛等文物中都多有象征“天马”的马纹出现，其中“天马”往往作为引导墓主人灵魂升仙的“灵驾”，与西王母、东王公等神祇同时出现，使之功能从现实作用延伸到了升仙。如此的“天马”图像也并非对先秦神话的简单模仿，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驯马技艺、艺术风格传入中原，与中原传统的马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了兼具东方与西域特色的“天马”形象。如出土于山东济南章丘洛庄汉墓的鎏金龙马当卢，采用青铜鎏金工艺，主体纹饰为龙马形象，融合龙角、鳞片、羽翼等元素，将汉代的文化信仰与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动物风格艺术结合了起来。这种文化融合在艺术上的体现，正是汉代兼容并包精神的缩影。

　　“天马”崇拜不仅是汉代艺术的重要内容，更是汉王朝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军事强盛的象征，是文化融合的见证，更是中国人排除万难、超越自我的精神的最初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