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形象进入绘画，始于对其形貌与功用的忠实写照。马是中国古代作为运输、用于军事、代表礼仪的实用工具，在早期的绘画实践中，关键在于“应物象形”，即精准地描绘所描绘事物的形态与神采。“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鞍马与人物、山水等并列为独立画科，可见得鞍马在画史上的地位。文中并记载曹霸、韩幹和韦偃等人在画马领域的重要地位，是因为他们笔下之鞍马是在“形似”的基础上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界。

　　韩幹的《照夜白图》所画骏马是唐玄宗最爱的一匹被拴在木桩上，它充满不甘于束缚的张力，昂首嘶鸣，鬃毛竖立，四蹄踏动，被赋予了强烈的生命活力。唐人尚丰肥，韩幹笔下的马亦重“画肉”，但这并非臃肿，而是骨肉匀停、精力弥满，将御马膘肥体胖真实地呈现，折射出盛唐时期对雄强、丰裕之美感的崇尚。这种写实，完全是源于长期对御厩真马的细致观察，宋代理学追求“格物致知”，文人画思潮兴起，绘画从描绘客体转向抒发主体胸臆。李公麟以其纯熟的白描技法，将骏马的形象转向“文人化”。《五马图卷》是苏轼邀请李公麟对宫廷中五匹西域骏马写生所作，全画一马一人一字排开，以白描法，部分淡墨略施晕染，线条流畅简洁，有浓淡粗细变化，表现五匹西域进贡名马及奚官。李公麟曾说：“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而这“性情”尽显在他的线条中，不仅是造型的轮廓，更是含蓄情感的体现，画中之马神态温雅沉静，与奚官的从容举止和谐呼应，共同营造出一种优雅而疏朗的文人气息。

　　独立的笔墨语言与饱满的精神意涵，共同推动了画马艺术向更高层面的发展。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以古朴圆润、书法用笔勾勒点染，设色典雅。此画以远山作为背景，树木清秀，湖水清澈，养马官一身红衣，手持长鞭子，马儿嬉戏，各有姿态，生动活泼。马匹形态在继承唐宋遗韵的基础上，更添一份古拙的意趣。此时绘画的标准在于笔墨本身是否承载了高古的格调与画家的学养，追求中正、雅淡、深邃的艺术境界。此时，“马”的形象与书法性笔墨紧密结合，其形式本身便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明清时，随着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骏马的描绘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风格。明代宫廷绘画延续唐宋工整写实，而文人画家则借马抒怀。明末清初张大均写给张穆的题画诗中写道：“今代推曹霸，纷纷绢素来。真龙谁解好，天马自无媒。”对其画马技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古木鸣驹图轴》中，描绘荒野寒林，笔墨苍劲雄健，用墨色勾勒出骏马伏地的姿态，再以淡墨晕染，用笔严谨，惜墨如金。清代郎世宁是西洋画家，他引入光影透视法，创作出极具体积感与真实性的马匹形象，是中西方艺术视觉语言融合的表现。与此同时，民间艺术中的马形象具有喜闻乐见的特质。木版年画中的《马上封侯》，一只猴子在马上，旁有蜂群飞舞，“猴”谐音“侯”，“蜂”谐音“封”，通过谐音将“马”与即刻的功名利禄、人生顺遂相联系，使其成为大众世俗愿望的直白体现。

　　至近现代，在民族命运的宏大背景下，徐悲鸿笔下的马赋予了这一撼人心魄的时代精神。所绘奔马多昂首奋蹄，鬃尾如风驰电掣，具有强烈的动势。以简练的笔墨勾勒马的矫健身姿，墨色浓淡相宜，既见得西画写实的骨骼，又见得中国画的写意气韵。在其所绘的《奔马图轴》题跋中可见，此画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徐悲鸿得知后忧心忡忡，画马匹昂首疾驰借以抒怀，寓意民族不屈的精神。此时，对马的描绘最终从古典审美与个人情怀的范畴，迈入了现代性的精神内涵。

　　从韩幹厩苑中的丰腴雄壮，到李公麟笔下的清逸心象，从赵孟頫古朴圆润的笔墨意趣，再到徐悲鸿激昂铿锵的时代呐喊，马的形象在绢素纸墨间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绘画美学重心的迁移路径。其核心动力，始终是不同时代的哲学观念、审美理想与主体精神在笔墨中的投射与凝结。书画中的“马”，早已超越动物本身，成为一个凝聚着力量、品德、愿景与情怀的综合性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