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从两位论者对黄宾虹（1865-1955）的看法说起。一篇是美术史家彭德的访谈录，一篇是极负盛名的画家吴冠中（1919-2010）。两文所论本风马牛不相及——彭德追述“八五美术新潮”，吴冠中谈习画心得。有趣的是，两文都重论了同一个人：黄宾虹。

　　先看彭对黄宾虹的说法。彭德对画家有极高标准：学养要如达·芬奇般广博深厚，影响要如毕加索般覆盖辽阔。按此标准，中国近现代画家几乎乏善可陈，大都是画匠。若硬要找，也许只有黄宾虹。但彭德直言：“即便黄宾虹我也认为也不是真正的大师。在20世纪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比他画得更独特、知识比他更渊博的画家，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把他树起来。”

　　吴冠中则在论述中西文化影响时指出，黄宾虹恃才傲物地认为西方最上层的作品只相当于中国画的“能品”。吴冠中认为，黄“他们那一代画家大多对西方绘画一无所知”，这种论调“缘于民族的悲哀”。

　　两位论者对黄宾虹的评价都不高。其共同逻辑是：黄宾虹不懂西画，而不懂西画则是一种非现代的落后。但两论又有不同。彭德承认黄宾虹的历史贡献，甚至不无骄傲地说，黄的价值认定与他及这批当代画论家的“寻找”分不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出这只“没有比他更独特、没有比他更渊博”的猴子。吴冠中则强调黄宾虹的不足在于对西方的拒绝和对自身文化的无条件认同。

　　好在两论尚能异曲同工：无论如何，黄宾虹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那么，笔者对黄宾虹的看法有何不同？

　　作为一位既善丹青实践，又精丹青理论的大家，黄宾虹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仅有几位可入大师行列者。俗语“北齐南黄”，足见其地位。在传统水墨山水画疆域内，黄宾虹的地位几乎无与伦比。尤其是其中后期的水墨山水，特别是开创并达至臻至美的积墨与焦墨的技法，让中国水墨山水达到了一个于今都很难跨越的境界。黄宾虹把中国的毛笔、墨、水和中国特有的宣纸之间的关系，变为一种神与人相融相洽的境界。由黄宾虹开辟的新元素，让水墨山水一甩颓势，成为中国画的顶梁柱。后来，我们仅从傅抱石在泼墨上的继续和发展，与张汀在焦墨上的继续和发展里看到中国山水画的某种新姿。就其境界和格局而言，黄画显然超过齐画。

　　2015年，由浙江省举办“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逝世60周年系列展暨学术研讨会”，首个专题便是“国际视野中的黄宾虹”，可见今人对黄的认知已有了与彭、吴不同的观照。杨陆建说黄宾虹“结束了有清以降中国画发展的颓势，开一代画风，在总体上为中国画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此当为至论。

　　彭、吴两论何以与今日认知有此差距？问题出在方法论上。

　　彭德认为黄宾虹的地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后的“认可”；吴冠中认为中国水墨山水进入世界主流时呈现的尴尬，是由于黄宾虹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流中的缺位。两论一重“知人”，一重“论世”，却都未将“知人”与“论世”结合起来。因而从吴与彭对黄的评价体系来看，其论的立脚就是跛的，或者说其论先天就存在缺陷。

　　何况，历史是不可以假定的。当历史已经成为无可变更的事实时，我们只能从历史所呈现的现状，即便可能仅是蛛丝马迹的现状来分析。我们看到两位先生在黄宾虹的评价体系上存在的不足：或是在“知人”上有偏颇，或是在“论世”上太拘泥。

　　放眼文学、艺术乃至哲学、科技诸领域，“知人论世”几近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正如“德”与“艺”本可分离，不必强求统一，“人”与“世”亦无需时时捆绑。有一说一，就艺论艺，方是文艺批评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