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世宋以前的古画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行初雪图》是争议很少的一件，普遍认为它就是五代南唐画家赵幹所作、曾经北宋宣和御府收藏并著录的那件《江行初雪图》。这张手卷纵25.9厘米，横376.5厘米，画在四块缝合的绢上，笔法圆劲，墨色新鲜，弹粉成雪，水面、洲渚地面和芦苇丛均由赭石和石绿精染，是水墨与青绿尚未分离时代的画法。画中描绘了一段港汊交错、芦苇密布的寒江，江风带雪，吹起片片涟漪，沿岸大树飘零，道途和江面上有旅人船夫冒雪前行，他们穿过一个渔人聚落，正赶上了渔家备饭用餐的时间，在他们的注视下，渔家生活的艰辛场景随着画卷展开。

　　《江行初雪图》抓住了备餐用餐这个时刻，每个渔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逻辑，因此画中渔人聚落的生活显得异常真实。这些渔人居无定所，他们的家就在船上，岸边的窝棚也是用竹席茅草临时搭建，这应了唐人郑谷“家逐船移浦浦风”的诗句。捕鱼人佝偻着身体，表情痛苦麻木，他们根本不快乐。

　　渔乐、渔隐，不管是乐还是隐，渔父的形象在传统诗画里扮演着重要角色。追本溯源，渔父的意象自先秦就树立起来，《庄子》外篇里有一篇《渔父》，后来《昭明文选》又收入一篇屈原写的《渔父》，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渔父，都是真正的渔人，隐居在尘世的边缘，却通达人生的道理，一个开导孔子，一个开导屈原。虽然这两篇《渔父》都有伪作之嫌，但是渔父的意象却借由这些文字流传开来。

　　然而，《江行初雪图》中的渔人却既不是士大夫化身渔隐的躯壳，也不是供他们欣赏渔乐的点缀，画家画出了渔人生活的苦难。但是不是因为画家表现了渔人生活的苦难，就应该把《江行初雪图》看成一幅专门反映渔人疾苦的“现实主义”特写？我认为不能。渔隐、渔乐是艺术程式，《江行初雪图》里的“渔苦”又何尝不是艺术程式？

　　这张画的命题立意并未超出当时山水画的流行做法，即用一组特定母题——这里是雪江、舟船、捕鱼等——搭配四季、昼夜、阴晴来构成画意。这类画意在当时早已是一个很常见的主题，类似的画作及其摹本屡屡混淆，晁补之把这个画面当成王维画的，他并未觉得王维把渔家画得这么苦有什么特别。表现苦难的艺术仍然是艺术，诗词里的渔人形象也不只有渔隐和渔乐，杜甫有首诗也写到了渔人的苦：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

　　对画中苦难的同情并不妨碍对画的欣赏。乾隆的题画诗见证了一位富有四海的观众怎么读《江行初雪图》，他在《江行初雪图》前隔水题跋的几句诗里表达了和杜甫一样的同情，其大意为：皮肤冻裂生疮，岂能觉得不苦？为了吃饭穿衣，只得如此辛劳。鲜鱼活蟹装入谁家餐盘，与羊油一起炖成佳肴？老天生人为何这么不平等，看着他们我感慨万千！最终他结束了对渔人的同情，注意力回到了艺术表现力本身——烛光移动，画卷生寒，不知画家多少次呵暖冻僵的手，才最终将它画完！

　　如临其境的艺术表现力，才是《江行初雪图》千古共赏的核心。

　　（节选自《读赵幹〈江行初雪图〉》，载《读画》2024年第3期，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