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跃共事多年，相聚较少。偶有在学院会议上听他激情澎湃、声音洪亮的发言，观点鲜明犀利。他是一个爽快剔透的人，有如他笔下的水彩画明快爽朗、酣畅淋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我想，性格应占了很重要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非常特殊。他们沾上新中国的时代气息，也在苦难饥饿中煎熬过，并在“文革”中荡涤灵魂；在上山下乡中沐浴泥水、聆听工业锻造之音，也接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新观念和世界思维。在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阅历会影响人的视野和洞察力，并丰富其艺术表现的内涵和层次。

　　有中国传统与现代艺术分水岭象征的“八五”美术思潮的第二年（即1986年），蒋跃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这是让人羡慕的。那时美院在传统和新观念的较量中左右前行：一部分同学坚守传统，另一部分同学走向了当代艺术，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蒋跃选择了前者，他依恋传统，扎根生活，醉心于水彩画教学、创作与研究，同时又涉及中国画的实践。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美院学科恢复调整逐步有序，学理、学术、学脉的梳理也在规范化，但激进的艺术思潮渐渐渗入。蒋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学院派严谨的艺术思维和现代审美力量武装了他。

　　蒋跃对水彩画的爱好或许是在此时“西学东渐”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背景下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水彩画在全国复苏，而蒋跃所处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在全国水彩画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的林风眠、关良、李剑晨、潘思同等前辈，已为浙江美术学院留下了水彩画的资本。蒋跃在美术教育系求学的背景打开了中西绘画的两极视野——中国画和水彩画！这让我们看到他在后30余年的教学与创作中没有偏离此线。他留校后不久，作为水彩画协会的秘书长承担起了发起全国水彩画展的文案、组织等工作，并协助潘长臻先生举办了有“黄埔一期”美誉的全国水彩画高研班，由此，其社会影响开始展现。加之他的水彩画作品频频获奖，理论著作不断问世，成为中国水彩画界受瞩目的人物。

　　发端于欧洲的水彩画在英国取得正统地位，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国人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美术院校设立的美术教育系，对水彩画教学相当重视，这种制度化的学科设立，将水彩画的教学、创作、研究带上了规范化的途径。

　　油画、水彩画等外来画种，要想在本土取得很高的建树是艰难的，需要在两个层面打开局面：理论研究与技法实践。蒋跃先生深谙此理，在水彩画课堂教学基础上，积极投身水彩画的写生、创作，同时钻研水彩画理。数十年来，他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出版了一系列水彩画研究的著作，如《中国当代水彩画研究》《水彩画人物艺术》《水彩》等数十部。而这些理论著作，成为中国当代水彩画坛的标杆，成为后学引用的权威著作。比如，他提出的水彩画语言本质“诗化性”的观点，成为众多学者引用的出处。

　　艺术表现的三个层次：技法、题材、主题。在水彩画的表现中，我们习惯于还是会关注“主题”，就像我们总会问：你画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画？蒋跃的水彩画，大多源于生活，或游历，或日常所见，或故土情怀，这是“真”的表现。蒋跃说：“传统学院派水彩教学模式强调细微表现对象的色相差别与冷暖变化，同时又要准确表现对象造型的形体感、质量感和三度空间感。总之，同其素描教学模式一样，是要求达到一种逼肖于对象的写实性，以同最终进入的油画教学相接轨。为此，其惟有的主要表现手段就是用笔一层层叠染。这虽然也不失为一种造型方法，而且作为一种色彩的基础训练确属必要，却是以牺牲水彩画水性特色语言为代价的。

　　那蒋跃的水彩画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他的回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对“海派”水彩画的直接吸收外，同时他又乐意打破严格的门类界定，吸收油画、版画等艺术形式之所长，完成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各种修养。蒋跃先生的水彩画根植于学院派传统，这种传统又是在倪贻德、潘思同等人的直接影响下建立的，他们的直接源头便是上海接受的水彩画教育。其间接的经验来源于传教士的播教，从脉系看，欧洲的法系、英系影响最大。蒋跃还不拘泥于此，他常常直接写生，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以水彩的“水性”和色彩的明快剔透放笔直取看似司空见惯的“物”与“景”，这也成为画家生活的常态。蒋跃水彩画的成功是数年来坚持吸取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自己鲜明风格和民族特色的水彩画。的确，观其水彩画，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民族风范——区别于西洋人，具有很强的中国水彩画新品质，强调气韵、强调写意、强调意境，我们能感受到既有学院派水彩画传统，又有文人画文脉亲密关系的新样式，这一点就是蒋跃对中国水彩画的贡献。

　　看着亲切，想着思情，闻着有花香，实则足矣！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