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学者徐贲先生说，知识分子没有“沉默的权利”,对此我十分赞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确要有文人风骨与社会担当，要为正义发声，为光明呐喊，而不是选择沉默不语、明哲保身。也许是由于职业、身份等的缘故，我还认为，尤其是文艺评论家、批评家，更加没有“沉默的权利”，也更应该清楚这一点。

　　我们常讲文艺评论、文艺批评要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却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究竟该怎么正确去做。其实很简单，就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也是最准确的进行方式，不需要再有任何词义和实际做法上的延伸与诡辩。

　　所谓激浊扬清，就是要求先冲去污水，才能浮起清水。所谓去伪存真，就是要求先除掉虚假，才能留存真实。它们都在告诉我们，“激浊”是“扬清”的前提，“去伪”是“存真”的前提，它们之间是有先后顺序、内在联系的，不能颠倒顺序、本末倒置。所以这就要求一个评论家、批评家，首先务必要有甄别好坏优劣的能力，务必要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试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发现不了或者不敢讲，还谈什么客观、准确、理性、深度？只会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因此对不良现象、拙劣作品、恶俗行为等，要敏于发现，敢于揭露，勇于抨击，这是首要任务，而不是着急去吹捧、去赞美，或是做和事佬、打马后炮，甚至为其开脱、辩护、洗地等，否则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扬清”和“存真”。

　　作为一位专业的文艺评论家、批评家，激浊扬清、去伪存真、除恶扬善、祛邪扶正等，这些都是他们的天职天命，所以理应要有非同常人的职业敏感、锋芒和挑剔，要学会不满，学会去发现问题，甚至要有脾气，要去挑战邪恶，不畏权势，也理应要是个仗义执言的人，是个有胆有识的斗士、战士。

　　评论、批评对于他们而言，既是一种生命本能，更是一种使命担当、文化自觉，和吃饭、睡觉、走路、说话一样，都是生活必需。换句话讲，看到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的行为，以及品质低劣的作品等，他们必须要有态度，要去批评，不批评会难受，会按捺不住，会愤懑不已。因此他们常常是不吐不快，从来不会隐忍，也不需要隐忍，更不会置身事外、装聋作哑。他们不怕得罪人，甚至宁愿得罪人，也要说、也要做，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性格使然，也是职业使然。他们始终认为，如果连句真话实话都不愿或不敢说，连最起码的问题意识和批评胆量都不具备，却还时刻标榜自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行业精英”之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有些人写评论、作批评纯粹是为了应付工作，或是在混日子、捞名利、刷存在感，以致“口号式评论”“概念式评论”“标签式评论”“广告式评论”以及“圈子评论”“红包评论”“人情评论”等层出不穷。这些人并没有多少学术良知可言，有的只是被动的敷衍，抑或主动的迎合。他们总会像挤牙膏一样干巴巴地去写一些不痛不痒、味同嚼蜡的文字，或者圆滑地、八面玲珑地说一些曲意逢迎、溜须拍马的鬼话。甚至许多时候，他们自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就是一些不良现象、不正之风的操纵者、参与者，怎么可能对此再进行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反对和批评呢。

　　即便批评，也是假模假样、避重就轻，做给外人看看罢了。但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人与之不同，他们写评论、作批评完全是一种自觉，是天生就带有使命感、责任感，发自内心、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并将其当成一生的志业。他们不求回报，甚至为此还会倒贴上一些东西，只因骨子里有那么一股劲、一种情怀。所以两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有很大不同，人格上、品行上更是相差一大截。

　　另外，我们经常讲愤怒出诗人，殊不知愤怒也出评论家、批评家。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愤怒并非表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借助愤怒的情绪来更好地激发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而达到打假冒、除伪劣、鸣不平的目的。须知，评论也好，批评也罢，很多时候如同行军打仗，特别像一些时评、快评之类，可以说是急先锋、急行军的角色，在战场上冲锋打头阵的一股力量，那么就要时刻做好准备，保持临战状态。它绝不是那种优柔寡断、蜗行牛步式的；至少在我看来，这不是评论和批评的常态，也对当下严重疲软无力乃至经常缺席失语的评论境况起不到任何改观。相反，它应该是金刚怒目、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见血封喉的，这样也许会对不堪的评论、批评现状有所改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与评论风格的话，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好的评论家、批评家，也不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

　　要重点指出的是，肯定和赞扬绝非漫天的吹嘘、无原则的抬捧，而是要建立在事实与真相的基础之上，要有理有据有节，要能真正使人信服才行。此外，也不是说任何时候的沉默都不对，都要声讨，倘若遇到不可抗力时，沉默本身或许也是一种态度。 （作者为艺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