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蒙笔下的《具区林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蒙（1308—1385）《具区林屋》是表现林屋洞天的作品。“具区林屋”所指为何？石守谦在论述元四家绘画时，误认为“具区”是一座山名，而实际上“具区”指的是太湖，明正德《姑苏志》有详细记述：

　　太湖在郡西南三十余里。《禹贡》谓之震泽，《周礼》谓之具区、谓之五湖，《左氏》谓之笠泽，其实今之太湖也。

　　我们认为，《具区林屋》的画意实际上表现的是元代文士的一种洞天隐居的方式。现存画面以两段式构图来呈现：溪水前景有一女童正乘舟驰向树下读书的高士；画面中上部，密密麻麻的山峦里，画有三处书斋；一僧人模样的行人自右向左正穿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向洞穴入口；洞穴出口处，画一高一低两处房舍，较低处的那座是书斋，一高士正凭栏临溪读书，似乎在等待来访的客人。整个画面以曲折小径连通洞府的模式统领画面，营造出理想的隐居环境。

　　受画人日章（生卒年不详）隐居在洞庭西山一带。很显然，王蒙并不是采用实地化的手法表现林屋洞天，而是借用林屋洞来象征隐居，以此勾画出日章隐秘的隐居环境。南宋隐士李弥大曾在林屋洞出口处筑园隐居，现存有绍兴壬子年（1132）摩崖石刻。除《道隐园记》外，出口的石壁上还留有宋元以来多处刻石。由此可见，王蒙《具区林屋》中所画洞口筑书斋的模式，反映出自宋代以来在道教洞天附近结庐隐居的一种风气。

　　王蒙将日章隐居的房舍巧妙地画在洞穴的另一端，外界的人似乎只有穿过弯弯曲曲的洞府，才能到达。这类隐居图式也存在于王蒙的《芝兰室图》中，成为一种固定的艺术表现手法。

　　二、文嘉与林屋洞天

　　文嘉（1501—1583）也绘有一幅《林屋洞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嘉、文伯仁、陆治、陈道复吴门诸家寿袁方斋三绝册》一帧，是吴门诸家为袁方斋祝寿的一套册页。其中的《林屋洞图》为文嘉所作。画以青绿法绘成，画面以林屋洞洞口为中心，几株钟乳石倒垂在洞口，洞外一红衣道士手扶一只鹿，大概为袁方斋的形象；左上角有白云、一株松树。画面一切形象要素均指向祝寿的义涵。右上角以篆书题有“林屋洞”三字。册页左侧有漕湖钱贵诗：

　　客从林屋洞中来，洞口桃花午正开。日照绮筵山亦丽，门迎朱履鹤初回。六旬人卜三千算，万里春归咫尺台。何处凤箫声不彻，仙风吹满纸霞杯。

　　册页虽无纪年，附页有王宠《寿方斋袁君六十颂有序》书法，时间为1527年。钱贵的题诗与画面共同构成了一处理想的道教仙境。诗中的洞口、桃花、鹤、凤箫与画面的洞天、道士、鹿等母题，俨然构成一派仙境。文嘉将袁方斋描绘为身着紫衣道袍的形象，以此祝袁方斋长寿再合适不过。

　　三、文伯仁笔下的《具区林屋》

　　现存文伯仁（1502—1575）名下《具区林屋图》有两个高度相似的版本，以上海博物馆藏本为相对可靠的底本讨论。

　　文伯仁的画面采用竖幅立轴构图，从近景的平地画起，以此向后堆叠，将远处的山峰推向极致。文伯仁此作明显受到文徵明1550年代创作的《千岩竞秀图》等作品的影响，画面采用了叠加的处理方法，但更加强调山石结构。这种叠加式构图，使原本低矮的洞庭西山显得十分巍峨挺拔。细而察之，文伯仁《具区林屋》画了5层景致的叠加，共17人，画面所画人物、书斋、道观等有多处，皆以隐约的小道相联通。通过层层叠加，山体变得狭长而丰富，有高耸入云之势。事实上，林屋山是海拔只有四十几米高的小丘，山体多由石灰岩石构成，山上林木丰茂，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画中气势来。文伯仁在画面右侧画出了太湖，并在远处画上了洞庭西山不存在的尖山形状，意在营造缥缈的仙境。文伯仁通过堆叠等艺术手法，更将文徵明后期山水幽深繁密的风格推向了高峰。

　　（作者为江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本文节选自《元明文人画家笔下的林屋洞天》，载《读画》2023年第2期，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