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当年，一位穿长衫、蓄胡子的年轻学者，在珍藏《四库全书》的孤山文澜阁旁，租住了一间小屋，历经数年之功，硬将中国最浩瀚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读毕。他就是有“儒释哲一代宗师”和“国宝”之称的马一浮。

　　马一浮，名浮，后别署蠲叟、蠲戏老人等，浙江上虞人。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19岁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马一浮曾留学日本、美国，通晓英、法、德、日、拉丁五种外文。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创办 “复性书院”，曾聘为浙江大学讲座，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定居并终老杭州。

　　在近现代学术史和艺术史上，马一浮先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传奇经历、弘富学问与等身著作不多赘述，他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新儒学的三驾马车”。1967年马一浮先生与世长辞，好友梁漱溟先生题了八个大字：“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就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评价。

　　马一浮不但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格调高雅，自成一家，有清丽潇洒之书风。曾有人评说：马一浮读书宏富，满腹经纶，将诗书之余绪流露于笔端，故书无俗气也。马一浮书法尤精行草及隶书，亦工诗词和治印。行草以王羲之《圣教序》为基础，兼收北碑意趣及索靖章草笔意，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画多呈上翻之势，似不拘成法，然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研习《石门颂》，取精用弘，有意增加横画之波势，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戏题鬻书启诗》云：“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此非谦辞，实乃自信之语。他一生最推重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尤为日课，尤以《圣教序》用功最深：点画清健、结构疏朗、章法从容，皆得其神髓。

　　学书路径清晰而博大：早年从唐碑入手，专习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取其险峻骨力与凝练笔意；二十岁后广涉魏晋南北朝碑帖，植根钟繇、王羲之诸帖，兼融北派雄强筋骨与南宗温润风致，提出“取北派之雄杰以充筋骨，而尽变其粗行之貌；得南宗逸丽之韵致，而一洗其姿媚粉泽之态”。又参朱熹理学书风之端严，摄篆隶之古意、北碑之体势，结体微斜而紧敛，尖锋与方笔并用，终成“茂密峻爽、气韵潇洒”之独特风貌。

　　其诸体兼擅，各臻高境：篆书直溯李阳冰，清刚渊雅；隶书宗法《石门颂》，波磔舒展、天趣飞动，代表作如《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汤寿潜墓志铭》均以八分书就；行草则熔章草之古厚、汉隶之朴茂、二王之流美于一炉，清雅高古而不失性情跃动——或静若古潭，或激如飞涧，皆由心出，毫无矫饰。

　　尤为可贵者，在其“学者字”的纯粹本质。书法于他，非炫技之艺，实为修身之径、学问之余事。“不求工而自工”，正因胸中万卷、笔底千钧。丰子恺尊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弘一法师更叹：“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李叔同亦谓其读书之富，常人难及。此非溢美，实为其学养涵泳所自然流露之气象。

　　马一浮四度公开鬻书（1932、1942、1947、1950），尤以四川复性书院时期最为勤勉，所得润资多用于刻印典籍、保存“读书种子”。其《鬻书约》明订“五不书”：不书祠墓碑志、不书寿联寿序、不书讣告行述、不书题签与时贤作品、不书市招，并强调“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此非拘泥成法，而是对传统文脉的虔敬持守。

　　观其书，如对古人；读其字，即见其人——端正庄重之气，源自颜真卿的人格气象；萧散超逸之神，出于六十年临池不辍的修行。晚年绝笔《拟告别诸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形虽枯而神愈远，正是其一生以书载道、以字修心的终极证成。

　　20世纪书法变革中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尊碑的就一味贬帖，崇帖的又一味贬碑。两下都坐下了病根而不自知。很多写碑的书法有生硬造作之气，写帖的又柔媚油滑。而在碑与帖之中打通了间隔，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晚年马一浮因白内障加剧，作字多以瞑书，写字纯以神行。这一时期的书法不复前期人淡如菊的温雅，更显出一种苍茫旷达之态。临终前，马一浮作诗留别诸亲友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