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1634）八月，画家项圣谟自嘉兴出发，拟问秋于黄山、白岳，于舟程中绘成《剪越江秋图》长卷。他自谓此画为“扣舷写照”，据卷上所记创作过程可知，此画并非返家后追忆所绘，而是在舟行途中所写，实属画史中难得的对景写生之作。

　　此行自钱塘江溯流而上，经富阳、桐庐、严州，至淳安锦沙村，约五百里水道，耗时十余日。舟程风雨不定，屡历艰险。夜泊富春江时，竟遭遇自下游涌来的异常大潮，一时飓风大作，冰雹疾飞，江水倒涌，波涛如沸，小舟随浪漂流，险些倾覆。此后数日大水不退，两岸深谷化作大川，林木尽没，小船甚至随洪流浮荡至山腰。纵然如此，项圣谟从未想过半途而返。他出发前就计划于舟中对景写生，每遇动人景致即匆匆落笔，试图“于长歌之所未尽者”以画传神。因随见随画，笔墨渐酣，近七米的长绢竟仍不够用，无奈只能“限于缣素中止”。

　　然而，对景写生绝非易事。绘画颇费时间，且舟移迅速，纵有动人景致，亦往往稍纵即逝，何况还时遇艰险。而更根本的困难在于，眼前所见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画本。面对自然时，纷至沓来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画家须将这些流动无序的视觉信息加以选择、转译，定格为有序的二维图像。这正是写生与临摹的根本不同：临摹是从绘画到绘画，有现成图式可循；写生则是从自然到绘画，必须借助绘画语言对所见物象进行翻译与修改。已有的图式虽为下笔提供了依据，却也往往反过来主导观看，使眼前山水重新落入熟悉的程式。因此，绘画知识与所见自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拉锯。项圣谟屡叹“画不能尽”，更曾写道：“一时万状纵奇观，胸中顷刻兴波澜。握管欲画画不得，对景沉思将废墨。”其中所表露的，正是对景写生最真切的困境。

　　面对越江景色，项圣谟曾感慨：“此从来画史所未能梦见者。”显然，他并不认为过往画史的种种图式已穷尽造化。不过，若无图式可循，面对自然纵使满腔热情也无从下笔；若一味依循程式，虽远比从自然中重新提炼秩序更为便捷，却也终究难逃陈陈相因。尽管历来画家主张“师法自然”，真正付诸实践者却并不多见。而要在师古之外真正以自然为师，直面再现的困境，则需要深刻的艺术自觉与对画史的批判性反思。项圣谟的《剪越江秋图》，正是这样一种难得的实践。

　　绘画虽无法穷尽自然，却仍能唤起观者对真实山水的感受。嘉庆年间，曾多次棹行越江的戴光曾于展卷之际由衷赞叹“得是卷而某山某水如续旧游”，他遂誉之为“绘写真境，笔有化工”的“杰构”，并认为如此绝品“宜其名迹流传”，遂“上贡天府”。自此，《剪越江秋图》入藏清宫，更得“宸翰褒嘉”，流传至今。当年满怀自信的项圣谟，也的确实现了他“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的理想。

　　（本文节选自《项圣谟的越江旅程与〈剪越江秋图〉》，载《读画》2024年第4期，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