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山有约》创作之初，专家组要求我们要深入生活，许江院长还特地提醒我要去“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余村挖掘素材。我前后五次去余村，也去了浙江省其他有代表性的新农村，浙江农村的现代发展模式和人口组合的复杂性远超我的设想。

　　我接触到两个类型的农村居民。一类是先行的创业者，有旅游公司经理，有乡村文创店主理人，最特别的是余村第一批农家乐经营者潘春林，他说“新型农民要上得了山，下得了地，经得了商，干得了活，要发展就要跳出农民的本质去做工经商”，让我佩服。另一类是仍在田间干活的退休老人，他们闲不住，去旅游公司承办的公共田地找活干，一边干活一边聊养老金，也聊网络上发布的新闻，身在山村并没有妨碍他们用新的信息平台关注现实。他们既抱怨农民生活比较苦，同时又为自己的孩子在县城有大房子住而得意。这些村民，或开拓，或坚守，共享发展的成果，但是展现出来不同体验和生活模式，各有各的美感。

　　因此，我避免前辈艺术家构建的那种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经典形象。面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主题，我尝试把不同身份气质的形象并置在一起，体现出新时代农村的复杂性。作品最后效果和我预想的有点差距，问题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还不够统一，语言也没有打磨成熟，这个问题至今还在拷问我。

　　但这个过程对我极有意义。数次驻地考察让我找到打动自己的东西，成为创作动力和信念，过程中反复检验自己寻找的真实是否可靠，防止流于表面观察和庸俗浪漫幻想，也成为打磨语言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