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可谓大有成为“显学”的势头。

　　现代性问题成为知识界的前沿课题之一，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从本土情境来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下的诸多问题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对社会文化的急速发展和深刻变迁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同时，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其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考量，甚至白话文新诗的再评价，等等，如此多的问题相互缠绕，彼此纠结，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寻找一个宏观的视野来加以审视。

　　从外部境况来看，现代化和全球化把不同地区、民族国家及其经济、文化带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伯曼语)。近几十年来，现代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各种学派观点纷争不断，学派著述林林总总。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跨越了学科边界，涉及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现代性的“地平线”出现了。有些人认为，现代性并不新鲜，不过是种常见的更换概念的做法而已。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在我看来，现代性不仅是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同时也是一种进入问题情境的必要的问题意识，就像一个观察事物的透镜一样，当我们从现代性的透镜来考察事物时，便会发现其他透镜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恰恰是现代性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

　　显而易见，现代性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对现代性的理解纷繁驳杂。英国社会学家霍尔认为，现代性乃是一个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进程，至少可以区分出现代性的4个主要层面：政治现代性(民族国家与世俗统治，主权与合法化观念等)；经济现代性(货币化的交换经济，大规模商品生产与消费等)；社会现代性(劳动与性别的社会分工，夫权制等)；文化现代性(世俗的物质文化取代宗教，个人的理性的工具性的冲动，知识进步与归属感的形成等）。这种看法在提醒我们，现代性涉及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有必要深入到现代性的具体层面上去加以考察。本书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现代性上，尤其是聚焦于审视现代性问题。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实际上是彰显了三个关键词的相关性：现代性、社会理论和美学。尽管最终聚焦于审美现代性问题，但是本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美学研究思路，不是就美学来谈美学。如果说传统的美学研究视角多少有点儿西洋绘画“焦点透视”的意味的话，那么，本书所确立的一个研究视角则更接近于中国绘画那种游移的、运动的“散点透视”，换言之，本书强调从社会理论的宏大视角开始，把美学的问题置于一个宽广的背景之中，然后从大到小逐渐转移到文化上，最终聚焦于美学问题上。这种方法论意在突破“经院美学”的局限性，把美学问题转变为社会理论问题，同时又不失美学特性，当然，这里所做的还只是一些尝试。由于本书确立了这个颇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所以，所选择的论题大都不是“经院美学”的传统问题，诸如审美特性、审美经验、美、崇高一类的范畴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立足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提炼出一些更具文化意义和历史特性的概念，拓展了美学的领域，体现出从文化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的研究聚焦。

　　本书的研究方法另一特色在于，强调一些表征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从怀旧到日常生活，从复制到仿拟，从合理化到距离，从艺术界、先锋派再到艺术终结，每一个概念都和文化现代性关系密切。表面上看，所探讨的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些概念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正像威廉斯倡导关键词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重要概念的出现，总是和其他一些概念相关。因此，研究一个关键词就必须联系到其他相关概念，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相关性揭示出这些概念出现和演变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本书所解析的诸多带有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意义的概念，彼此关联缠结，互相彰明提示，构成了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复杂图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探讨并不拘泥于概念本身的逻辑层面的解析，而是注重概念问题史的考察。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绝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不但含义会发生变化，而且会形成若干相关的命题和思想。通过考察一些重要思想家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并形成特定命题，我们便进入了具体的历史性的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