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一千几百万言哲学著述，始终有三个母题贯注其中：人生、中国、世界。唐氏式“三位一体”思想也可以其三句互为因缘的话语另表：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在唐氏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中，“中国”既是联结“人生”与“世界”的脐带，更是其全部精神生命的思想创造须臾不可离弃的血肉文本和心灵故园。唐氏不止一次申言：“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在《怀乡记》篇末，唐氏以老境的苍凉和少年的赤诚写道：

　　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不断地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港来，亦写下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昂，有时也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人心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亲宗们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见我家门前之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尽管一如所有哲慧深植者一样，唐氏天性钝挚、禀赋颖悟，对天地、人生灵心善感，且转移多师，幸得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贤传道授德，遍阅中西古今典籍，“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起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

　　近世人类最深巨的危机与奇变（世界大战、热核武器、极权主义、现代迷狂……），其历史动源与思想流变皆出自西方，而最深巨的忧患与悲情却降于东土。唐氏生逢其中最荒唐最黯淡最诡异的时空，凄凄遑遑，不避困苦，不惧寂寥，立心至为纯粹，效命至为坚贞，不仅自觉承受起斩伐历史葛藤、内化时代病痛的命运，而且以儒家人文主义独有的悲愿与担当，疏导西方文化的狂涛巨浪，凝聚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融摄一切文化的价值理想，以大肯定而非大否定的精神，以万物皆可调适而上遂、转化而升华的生命意识和终极关怀，以对人类文化和前途的绝对信心，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份前所未有的思想遗产和精神启示。

　　又有半世淹忽而去，天下苍黄翻覆，又有多少因缘聚散，又有多少悲欣交集。天道好还，世间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华文化终于如一元初透，生机重现了。唐君毅哲学著作在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堂而皇之出版，不仅是其个人“灵根自植”、历经千种艰辛后，终于如所誓约“返哺故土”，而且是中华文化否极泰来、贞下起元的祥朕吉兆。

　　唐氏于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他宏富精微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人格，与亿万国人坎陷已久、且将继续身置其中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艰厄命运，以及从中化育而出的民族复兴与精神重建的伟大使命正相契合：“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

　　唐氏著作在大陆的出版，是当代儒家“魂兮归来”奇迹般的重大文化事件，又如种子与大地、儿子与母亲、游子与故乡一样，朴素而自然。

　　1990年，《唐君毅全集》(30卷)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我以晚辈身份写了一篇纪念短文，刊于全集最后。15年后，我再次以晚辈身份定下此文，我由此而生的感慨非常语所可道出。

　　1978年，牟宗三先生以下述话语表述了唐氏文化思想的意义，我愿以牟先生的话作结：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谓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