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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26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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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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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1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从王迎春近作《慰安妇》说开去
春天的期盼
■吴 杨
  引子

  也是一种巧合,采访王迎春恰好赶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话题直奔《慰安妇》。

  我曾在中国美术馆装修一新、重新开放后的首个展览上读到《慰安妇》原作,一组4幅,少女民妇,呐喊于血雨腥风中,饱尝难以名状的屈辱。我驻足画前,凝视良久。我相信每一位有思想的成年观众都会为这组作品所感染。

  一年之后,我再次于全国政协举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北京20名家”展览上读到《慰安妇》,又是一番感受。在国家最高美术殿堂上欣赏当代最优秀的国画作品,赞叹与感慨并存。单从题材上看,紧扣时代脉络、反映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情系民族之兴盛衰败之作少之又少,难得《慰安妇》独树一帜,更难得如此醒世之作出自女画家之手。前有周思聪的《矿工图》,后有王迎春的《慰安妇》,为数不多的女性大画家却为国画园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时代篇章。

  听命良知

  《慰安妇》酝酿于2000年,成稿于2002年,历时两年有余。

  诱因纯属偶然,王迎春于电视节目中留意到一则报道:抗战时期的山西寿阳县被日寇占领,十七八岁的少女遭受蹂躏、轮奸,成为日本兵的泄欲工具。岁月沧桑,当年的妙龄少女如今成了老太太,由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在漫长的岁月里忍辱负重。面对电视镜头,四五位老人欲哭无泪,平静地讲述着当年的遭遇,由此改写了一生的命运,使其饱尝人间辛酸,孑然一身。当年她们不堪忍受日本兵的蹂躏,曾设法逃跑,被抓住之后打得死去活来。侥幸逃脱魔掌者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当保姆、打零工,终生不嫁,默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王迎春生于太原,老家与寿阳紧邻,乡下有许多亲朋故旧,也便有许多牵挂。这则报道在她心中引起巨大波澜,久久地难以平静。一个农村少女,正当花季,出身贫苦,命运突然间为战争所改写。作为人、尤其中国的女人,有谁能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呢?要么战乱频仍,兵燹惹身;要么三从四德,夫权难违。唯有新中国还女性以自尊,有了平等参与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其来之不易,理当珍惜。而珍惜存在于比较之中、存在于清醒的历史认知和自觉维权。世界妇女大会选择于中国召开,要能把慰安妇请到讲坛上该有多好啊!整整60年,她们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补偿。相反,日本政客一再粉饰和掩盖侵略罪行,极大地伤害了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艺术家较普通画家要高出一个层次,艺术水准、学术地位固然不同,也在于良知、德行之高低。生活中,你到底对哪一类事物、事件感兴趣?当今书画市场热闹异常,画家们扎堆儿便是议论谁谁又买了新车、又置了新房,谁谁的画价一个劲飞涨。也正在这样的档口,王迎春选择了《慰安妇》。

  看罢电视节目后她难捺激情、愤懑于胸,不吐不快,为屈辱感所刺激而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转过年来,她出访巴黎,顺路去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参观考察,一路上总在酝酿、思考创作构想,有针对性地观摩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中的历史名作,古代的、近代的,有无同类题材可资借鉴?何种语言有助于启发内心的创作灵感?那怕雕塑,也能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

  伟大的艺术品是这样一种果实:它使那些漂泊不安的心灵与之发生交流,以其神秘的力量呼唤人性的光辉,从而强化其内心的崇高感。王迎春参观过的一组罗丹雕塑便给过她这样的感受。

  出访归来,她进入创作状态。有许多难题要解决。采取什么样的绘画语言?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进入?都曾令她几多踌躇、几番掂量。绘画是一种瞬间艺术,它可以反映生活真实,却也很难再现历史现状。“一旦用写实手法表现生活真实,便会比真实本身减弱许多。”这是王迎春的经验。慰安妇是战争带给中国乃至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一段历史屈辱,有人要揭露它,有人欲掩盖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尘封于档案馆、淹没在现实生活中而鲜为人知。为着创作,她找寻和翻看了有限资料,那里有日本兵自己拍下的镜头:一个被捅死的少女,麦秸插在赤裸的下身里,肠子流在外面;一个少女的裤子被扯下来,日本兵蹲在那里拍照,少女被迫拎着裤子,扭过头去,听凭戏弄……尽管时间已经走远了,但其留下的震撼丝毫未曾减弱,只要良知未泯,必然振聋发聩。

  那么,用画笔再现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果真能唤起国人之反思、果真能引发震撼效果吗?这既要取决于画家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也要取决于观众的审美倾向,正是这双重门槛的无情阻拦,使得重大的、足以承载人类历史的现实主义绘画力作难得一见,哪一支画笔不是避重就轻、舍近求远呢?

  王迎春可以截取老人现今的生活状态,以其历尽沧桑的面容入画,反观战争罪行带给她们的深重伤害。但如何缩短时间跨度?又怎么能把读者带回事件本身特定的场合中,从而撼动心灵?

  撼动心灵,莫忘国耻,正是她欲表达的作品主题。

  最终,画笔还是回到历史真实和生活本身特定的场景中,以少女民妇入画,通过青年女性的肢体语言,发出人世间最强烈的控诉、呐喊。

  这是一位少女,披散着发辫,裸露着下身,悲愤地扭过头去,满脸鄙夷,既然失去了贞洁,身体便不再可贵,她因保护不了自己而陷入麻木,面前一片空白。人类的家国意识为什么根深蒂固?因为唯有国家、群体之强大,也才有个体的安全可言。她失魂落魄,欲哭无泪。画面被处理的落泪如雨,浇铸于少女破碎的服装及胴体上,形成强烈的毁灭感而呈现一幕活生生的人间炼狱。

  这是一位少妇,扭曲着身躯,夹紧两腿并机械地以两手护住阴部。她的痛苦之深,莫可名状,因为她并非自己,还有丈夫、孩子、家人,日本兵的兽性瞬间毁掉了这一切。她侧低着头,从心底里发出哭喊,扭动着的躯体是一种多么无奈的抗争。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群日本兵泄欲之后正在对面欣赏她的裸体与痛苦,尽管画面中并无他们的影子,却分明能听到野兽般的哧笑。

  《慰安妇之三》中的女子则几乎完全被剥光了衣服,唯有上身掛着一缕残片,这使她羞愧难当,以手掩面,也因此莫辨年龄,唯有发达健壮的肌肉表明她是一位劳动妇女。画到这里,王迎春分明已在以泪作画了,她使笔如刀,凶狠快疾,女子的身体遂出现如雕似塑般的效果。破碎的心炸开了躯体,化作一片血色,女子挣扎于血色中,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她已无隐私可言,只能绝望地听命禽兽摆布……

  这样,王迎春通过4个人物的不同动作,以4个不同侧面强化同一事件,以其多角度、群体性揭示其骇人听闻,前所未有。以其卓绝的笔墨力度倾吐了内心的愤懑与渴望。

  并非偶然

  她的渴望由来已久。

  1942年,王迎春出生于日本人占领下的太原,小时候听到的全是哭泣声,战争恐怖带给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永远难以拂去的噩梦,东家又死人了,西家又出事了,一个小女孩成天被吓得惊魂未定。母亲曾讲,日本兵把守着城门,中国人出入要向他们鞠躬,谁要不鞠躬,“啪啪”就是两嘴巴子。

  4岁那年,太原城里仍然笼罩着战争恐怖,她溜到街上看热闹,但见一片尸体,血流成河。飞机来了,狂轰滥炸,姥姥飞奔而来,拉着她就跑,听到炸弹的呼啸声赶紧将她扑倒在地,炸弹响过之后拉起她再跑,直到危险过去。在那一刻,平日里柔声细气的姥姥变得刚强无比、力大无比,一如英雄一般。

  在姥姥的拉扯中,她使劲地跑呀、跑呀,直到跑进新中国。命运也在冥冥中注定了,革命英雄主义早早地落地生根,在其心灵中长成大树,引领她在画坛中跑呀、跑呀,直到跑进当代人物画创作之一流团队中,渴望用她的画笔揭露战争罪行,倡导和平意识,赞美时代,讴歌英雄。

  艺术观一定会生长在人生观的土壤里,而人生观离不开特定环境、特定时空。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精神归宿,艺术便是对这种归宿的诠释和倾诉。王迎春发问道:“艺术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愫、时代进步没有关系吗?如果有,艺术家之使命和责任不也就在其中了吗?”

  王迎春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5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太原,求学于西安美院附中。同时考入这家美院的还有家乡的一个男孩子,叫杨力舟。也就从她们那一届起,西安美院开始实行9年制,附中4年、大学5年。在最好的年龄段里,以9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打基础,作为人物画家,尤其造型能力上的铺垫,为其后来扬名画坛,双双考入中央美院首届研究生班奠定了基础。

  王迎春的老师是刘文西,这是一个立志一生画陕北的人。“立志很重要吗?”她这样问过老师、也问过自己。她心目中的创作主题又是什么?在太原,她画工人、画小人书,漫无目标,什么都画。在陕西,重点则转向画农村、农民。学校跟随着运动走,动辄把学生拉到农村,仅“四清”期间一呆就是8个月。大跃进、放卫星。种豆子、割麦子。一年里有大半时间与农民打交道。(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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