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5月6日刊登陈履生先生的《当代美术家能否适应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一文，我反复看了几遍，引发了不少思考，也想就目前中国画的现状谈谈自己的看法。

　　如今政府出重金鼓励艺术家从事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人们看到政府在文化事业上的大作为。但美术是经济的美术，有许多当代画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已经远离大型创作很久了。而现状告诉我们，在当代的艺术领域内，评判艺术的标准几乎都要用经济来衡量，追求经济效益已经成为画家的一种职能，艺术家的责任感在不断滑坡，正如陈履生先生文中说：“上面很热、下面的热度与之相比要稍逊一筹，——这就是当代文化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反应。”我想这个多元化和多样性最根本的就是现在艺术品的价位是由市场的因素来决定的。越是有影响的画家，作品的市场价位就越高，如果一天能画上几张同样的画可去创收了。改变生活环境是实际的。而要搞一张创作，要去写生，找素材，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谈何搞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能体会到，对具有题材性反映大好河山的作品少了，多数画家很少关心历史题材的创作问题，对创作这一概念淡化了，每次画展活动多以画同类的作品参加而已，也很少谈创作思想与创作意图。再有部分画家曾经搞过创作，也有一定的经验，但如果没能在省以上的美展中入选、获奖，慢慢地也就不再去搞主题性的创作了。而随之而来的收藏热，便导致一大批画家走向了书画市场，忙于赚钱，关于创作的使命感渐渐淡化了。有人认为纯艺术出路太少，搞不好会出力不讨好，不如实际点，转向去市场捞钱。

　　回顾历史，早在1961年5月，江苏在北京办了一次“山河新貌”画展，一大批作品如钱松岩的《红岩》、傅抱石的《雨花台颂》﹑《黄河清》等就是在此次展览上面世的。郭沫若先生参加画展赋词：“真中有画画中有真,笔底风云倍如神。西北东南游历遍，山河新貌貌如新。”从此对美术创作上具有了新的要求与表现手法，从而确立了美术作品要深入生活，要创作具有现代审美、具有能反映时代的精品。这个展览源于1960年9月傅抱石率江苏画家行程二万三千余里的写生采风、创作，这个展览也确立了江苏在建国后国画大省的新的定位。此后，江苏画家钱松岩又创作了具有生活、又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常熟田》、《枣园曙光》、《江山胜概》、《春满石城》等。傅抱石创作了《枣园春色》、《大军渡过黄河泛区》；宋文治先生有《广州造船厂》、《太湖之晨》、《井冈山八角楼》、《山川巨变》；魏紫熙先生有《天堑通途》、《黄洋界》等。同时期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的佳作还有李可染先生的《万山红遍》、《革命摇篮井冈山》；石鲁的《转战陕北》、《古长城外》、《南泥湾途中》；关山月的《绿色长城》、《龙羊峡》等等。至今看来，这些作品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艺术的震撼力。

　　以上十余位大画家在当今的美术界特别是国画界无人不知，其原因首先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表现技法、题材、形式、创作手法，都凸显了其和谐统一完整，确实影响了全国，至今越来越体现出他们的作品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家位置；其二是他们所创作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体现了他们的整体实力。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画家开始走入市场经济，画家的思想已不只是在有主题与现实题材的创作上了，一些人多以朦朦胧胧玩笔墨技巧，体现个性表现手法，多吸收外来的表现主义的绘画技法等，特别是近年来，个别画家的作品，让同行也看不懂，忙于市场，把自己的作品说得玄乎了，自以为就是当代大师。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大师也是在创造历史过程中诞生的，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造，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需要有创造性的画家来担当。早在1959年1月，傅抱石先生在北京介绍江苏组织画家体验生活的创作研讨会上就谈到：其一“国画家离不开传统，否则不可能继承与发展创新”；其二，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讲了自己的看法。当代画家应该继承这样的创作传统，通过对生活和艺术的提炼，认真面对国家的鼓励政策，积极投入到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与创作当中去，而不是搞一些只重视作品技巧与制作，缺少生活和主题的创作。

　　就目前陈履生先生文中所讲的，现在是否能找到画好这100个选题的画家，这100位画家的作品和具有历史影响的《开国大典》、《八女投江》、《转战陕北》、《红岩》、《绿色长城》、《人民和总理》等一大批具有现实题材意义的作品相比，能不能拿出具有表现技法和题材统一的、具有划时代的感召力与震撼力的不朽之作，来影响几代人，这是体现作品历史性的关键。所以说当代美术家能否适应历史题材的工程，这也是当代画家的使命。（作者系徐州国画院副院长、徐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