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日本特色的绘画是浮世绘。

　　由于先前有研究年画的经历，知道浮世绘的美学思想与表现形式曾受到过中国年画，尤其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影响，其一些作品甚至就直接取材于《三国》、《水浒》、《西游记》。浮世绘兴起于17世纪70年代德川幕府治下的江户(东京)，此时正是中国清朝的康熙前期，至18世纪70年代抵达鼎盛期时，浮世绘才定型为如今这副模样。产生于明季的桃花坞年画至清初时题材已相当广泛，且以风景画仕女图最为人称道。从现存的刻绘于雍正十五年的《姑苏阊门图》看，其透视比例、色彩运用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桃花坞年画喜爱有加，正因如此，现存世的几幅桃花坞珍品多藏于神户市立美术馆、王舍城宝物馆、天理图书馆及私人藏家手里(见《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版)。

　　浮世绘的滥觞地江户当时集中了日本大半的财富，市民物质消费空前旺盛，由此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而旧有的艺术形式已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于是包括歌舞伎、相扑在内的文化形式相继出现。浮世绘得名于一本叫《浮世物语》的书，该书起首写有“万事不挂心头，随风飘去，流水浮萍一般，即叫做浮世”的句子。起这个名字的人，一定对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抱有顽固的偏见，正如今天的门户之见者一样，不是讲你的作品“匠气”，就偏辞以“流行”。菱川师宣是浮世绘师中第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虽说人们称他的画为“浮世绘”，但他却自称“大和绘师”， 决不承认“浮世绘师”的冠名(见《日本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足见这种成见之深。

　　市民文化的特点是反映世俗生活的理想、程式化、艳俗。宋代是中国市民艺术的繁盛期，后世所能见到的多数民间艺术形式，诸如杂剧、影戏、傀儡戏、诸宫调、词曲本等等，大都根源于此，年画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浮世绘表现的与年画所达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以美人绘的数量质量为最，而年画中的仕女图可与之对应，更为貌近的是，两者画幅中的女子均削肩含胸、低眉垂目，呈颓废萎靡状；风景绘与年画中的景致画一样，都不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主流；役者绘是以歌舞伎演员的画面为题材的，而年画中有故事情节者均为戏出之翻版。年画趋吉祥祈平安的深层含义，喻意象征、谐音暗示的表达方式，以及广泛得多的用途、历久的延续、多地域的出品、不同的风格，则是浮世绘所不及的。浮世绘与年画同为木版印制，年画的线条粗犷率直、老辣圆通，色彩放达活泼、明朗豁然，而浮世绘看上去就婉约含蓄、娴静雍容多了，其呈现出的强烈的装饰效果，得益于日本文化中追求唯美与发达的工艺美术传统。浮世绘历史上涌现过铃木春信、喜多川歌笹、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一批知名的画家，而年画史上除光绪年间参与过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稿样创作的钱慧安、周暮樵、吴友如、朱梦庐几人外，多数画师没能具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年画的无意识性、民间性重强一些。

　　随着日本的开港及明治维新的成功、德川幕府的覆灭，西洋“南蛮绘”这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一下子吸引了画家们所有的注意力，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在美术界则掀起了一股洋风画运动，浮世绘这时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它短短的“随风飘去”的２00年间、浮世绘记录下了江户市井生活中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从俳优、浪人、侠士、歌舞伎到花街柳巷、红楼翠阁、旅游风光，可谓应有尽有，具体而微。

　　这种现实百态、社会万象式的记录，被认为是江户时代形象的百科全书。浮世绘之前的画家一直追随着汉风，拜尘李唐、梁楷、马远、夏圭为祖师，浮世绘之后的画家又言必称希腊，凡事以卢浮宫为标准。在浮世绘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迅速衰落之际，西方对它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67年，浮世绘随日本工艺品到巴黎万国博览会一展出，就以其东方情趣、大众情结，以及赤裸裸追逐享乐主义、官能主义的风格引起了西方艺术家的普遍关注。17世纪以来，西方美术先后流行过土耳其趣味、中国趣味、伊斯兰趣味及印度、希腊、埃及、阿拉伯趣味，它对于罗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美术的产生，起到了诱引作用。浮世绘工艺性重于绘画性、装饰性重于写实性的特色，与这一时期被称作“前卫”的艺术家追求的“以某种特定色彩来覆盖平坦的画面”的作法暗合，于是触发了印象派画家的艺术灵感，并成为这一画派发展的助动力。一些画家甚至还直接创作了一些带有东方场面的作品，马奈于1868年绘制的左拉肖像的背景就是画主工作台上方画框里的几幅浮世绘作品，印象派领袖莫奈的《穿日本和服的少女》更是著名。与印象派产生的同时，日本的“前卫”画家则选择了欧画因浮世绘影响而抛却了的物性写实主义，追求起了画的“逼真”，甚至批评本国绘画“浮薄空幻”、“简单”、“污浊”，认为应当消灭这些“惰性”。可以说，浮世绘是因蒙羞而切腹自尽的。东西方绘画交流中的这一悖理，常引发人们的思索，其实在其他领域，类似的例子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