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获至文物出版社出版的600多页的《中国近代名贤书札》（编者高金宝，责任编辑何巧珍，2006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书札》），书中收有高二适先生书札94件，甚喜。面对冯其庸先生题写的书名，苏士澍、钱绍武两位先生分别作序、后记，黄伟利先生作评鉴，心里平添了几分踏实。黄伟利先生在序中称该书中的东西是“江南数家望族旧藏品”，“（高二适）这批手稿手迹曾经多位著名藏书家递藏。”又给这批书札做出真迹无疑的鉴定。然而，细看高二适先生这94件书札竟全是伪作。借助于权威出版社，专家做鉴定，大规模的展示高二适书法伪作，令人震惊。这94件所谓的高二适书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断定为伪作。

　　从高二适书风看，这批书札大有问题。高二适一生于文史哲勤学钻研，精进不辍。对于书法同样如此，不断创新，自我突破，是高二适先生书法艺术之道的重要特征，其书风在不断变化中日臻完美。高二适书风可划分为四个明显的阶段（其依据详见拙作《试论高二适书法分期及其特点》，该文载于《第六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阶段（约1915年－1954年）为高二适书法草创时期书法有两个基本面貌，一是糅合欧体与汉碑的书风，二是得益于“二王”，收获在《龙藏寺碑》。这一时期高二适书法多为行楷，没有草书，更没有章草的一点影子。第二阶段（1954年－1969年）为高二适书法发展期。1954年始高二适先生专攻章草、“四体书”，并逐渐成熟。第三阶段（1969年－1975年）为高二适“四体书”成熟期，书风出入钟、王而盘桓于隋唐。书札虽小，但气息高古，气象博大。第四阶段（1975年－1977年）为高二适书法的巅峰期。高二适直接从陆机和杨凝式取法，并注重墨法的运用，形成了质朴、烂漫的气息。而该《书札》中的高二适书札从1920年（吉通士死于1920年，即高二适写给吉的信札最迟是1920年），到高二适“晚年”（黄伟利界定的时间）跨度有50余年，其书风基本一致，笔法相同，字形、字法无甚变化。对照高二适不同时期的书风就可知这其中必定有假。高二适书法以1954年为界，凡在此之前，含有章草笔意，“四体书”形态的书法，必定是假的。《书札》中大量收有高二适用章草、“四体书”笔意写给吉曾甫父子的东西，虽没有表明时间，但吉曾甫父子在1954年前30多年就已经去世了，像这类东西必假无疑。《书札》第581页右下图，根据内容推断是高二适1917年左右写给吉氏的信札，其书风与同一时期的书风一对比，即知完全是两个人的，况且即使是天才，高二适在十四五岁也写不了这流利的“二王”书风。

　　从笔法看，这批高二适的书札全假。自1954年起高二适先生专攻章草、“四体书”，他题宋克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曰：“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数十年来，高二适于真、行、章草、大草分而临习，合而成体。高二适书法用笔精到，中锋行笔，使转分明，点画到位，结构严谨，节奏明快，法度森严。四体交融而浑然天成，线条瘦硬而精神饱满，情寓其中而镜象在外。其行草书都以“四体书”面貌出现，整体看风神独具，单字看可显笔墨之妙，在现当代书坛上可以说高二适是唯一的。作伪者为了刻意强调高二适先生的“四体书”和用笔特征，故意强化竖弯钩、走之底、捺三个笔画，以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将竖弯钩和走之底一概写成先竖再重重横拖而出，捺画写成先重按顿点然后顺势向右下拖出。这个障眼法确实蒙住了一些人，但只需留心就会发现这些笔画显得非常突兀、单调特别是雷同，全然没有高二适的自然、和谐、变化之美。《书札》所收高二适作品多用侧锋、偏锋，使转滑溜，点画拖沓含糊，尤其是线条扁平、纤弱，常如死蛇挂树。如果高二适是这等笔墨功夫，早就被踢出了书坛。被黄伟利先生称为“高二适晚年的一批重要作品，厚达四十六开的自书诗册”中的书札，只移用了“四体书”一点皮相，全无艺术的张力，与高二适的“四体书”真是大相径庭。其中所谓的“高二适先生晚年书法作品代表作”（《书札》图二二：草书诗词册。见图六），参照图三其线形、线质、字形、字法、章法、气息，全然不是“四体书”，不是高二适。《书札》中“图二一：高二适草书条幅”里的“鬓一分五秋”、“汉”等字书写时并未捻转笔管，为当今书坛流行技法，高二适是上世纪的人，不会超越时空来赶这个时髦。如果将此条幅中那三个笔画一弱化，假高二适就会原形毕露。另外，高二适先生并不是所有的书札都用印章，即使用章，也不那么刻意。而《书札》中高二适的书札用印整饬、很考究，且一枚“二适之印” 到处用（我见过高二适各个时期的印章，但从未见到过此印），该印一用就是几十年，完全不是高二适的用印风格。

　　从书札的内容看，作伪者胡编史实，指鹿为马，荒诞不经。查尹树人先生编的高二适年谱：高二适1915年－1917年就读于东台高等小学，“1920年因家贫，由扬州中学辍学回乡，任本乡立达国民学校教员。”从高二适先生自传中印证，此扬州中学即为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也就是说高二适并未在东台中学读书。吉曾甫受聘为东台中学教员不假，但像黄伟利所讲的高二适“受业于吉曾甫、吉通士父子”，不知从何而来。东台距高二适老家小甸址村有四五十里，距扬州更有150里，且河网密布，交通极为不便，高二适既不可能坐空客早出晚归去求学于吉氏父子，又怎么会有“详细的受业细节，且师生情谊弥笃”（黄伟利语），此其一。吉通士在1920年即已去世，就按此时算，高二适才17岁，他在致吉通士的信中竟这样赞誉：“先生字藏典籍，书画传承有年。”“先生字藏金石之器，弥足珍贵。”如此赞语，俨然是大学者至少是朋友的身份出场，哪里还有少年学生尊师谦逊之礼，此其二。黄伟利鉴定高二适“为其恩师所藏秦汉残砖碎瓦拓本所作考跋的书法，章法谨严……”按此书风当至少在1960年后，但吉氏父子已经分别在1920年、1928年作古，哪有活人为死人作考跋。也许有人狡辩说，可能是吉氏父子所藏之物流传到他们后人之手，高二适再作考跋的，但在汉镜、汉碑拓本的题识中连对“恩师”的一句敬语都没有，这是高二适吗？否。再看铜镜的题识内容，既无文气，更无高二适文风，当然就不是高二适的手笔了。《书札》中图二一《高二适草书条幅》落款为“曾甫先生法鉴”，瞧瞧，死了几十年的吉曾甫先生又活过来了。这批高二适书札创造了活人与死人互通书信的“神话”，天下奇闻呢，此其三。“桃色事件”历来颇能吸引眼球，很会产生特殊效应。自然高二适在劫难逃，他“最多的是写给‘寝庵妹’的诗，这样绵绵直抒浪漫而又凄切情愫的作品，惟此仅见”（黄伟利语，注意“惟此仅见”言外之意是，这批东西价值可大呢，且无法佐证——反正人已不在，死无对证），这仿佛是陆游与唐婉的现代版，让人浮想联翩，扼腕叹息啊。笔者访问了东台地方史专家程可石先生、高二适家乡小甸址的老人、高二适的亲朋学生和他的子女（高老的子女对此很愤慨），他们纷纷表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荒唐。一位老乡感叹说：“现在造假者没有廉耻心，没说头。”

　　通览这批伪作可以看出，此并非一人所为。他们可谓是煞费苦心，步步经营，滴水不漏，不仅仿字，而且捏造实事，还要编造桃色新闻。其所为无非是利欲熏天所致，对照耿介、坦荡、高洁的高二适，这真是悲哀。而文物出版社和一些专家不知何故竟然趟进了这个浑水，那是悲哀又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