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内美”。自上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艺术观点的碰撞，人们在中国画传统的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人以感受外来形式语言，作为评判中国画作品的标准，以借鉴融合为手段，有新颖可取之处，但也有使中国画走入“充满鲜花的陷阱”的危险。

　　中国画讲究 “以形写神”、师法造化，900年前郭熙就告诉了我们优秀艺术品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形式”。他在《林泉高致》里这样说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钩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是从“生命形式”这一艺术的本质特征论述创作所需承续的基本内涵。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总结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的外孙王蒙为我们创造了“牛毛皴”、“解索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如《春山读书图》就反映了他的典型风格。如果我们熟悉画史，就会知道，他的风格不是空穴来风，是由董巨披麻皴“弧线”变易而来等等。这些生动的事例和作品说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种种技法、审美观点，都是前辈为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不应舍弃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随意改变，或者不加思考地拿别人的东西往我们的艺术传统上嫁接，试图改造我们的艺术。而应该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研究，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脚踏实地地往前走。

　　有的人认为国画可以脱离诗，脱离书法，可以另辟蹊径等，根本之处就在于它舍弃了中国画生存的基本土壤。中国画凸显出的：笔精墨妙，墨是由笔而生，墨是受笔的支配和制约，因而才有“墨以笔为精骨”、“书画同源”之论。回归传统不是机械地重复。明代唐寅的山水，师从南宋周臣，周臣画又规范临摹于李、刘、马、夏，加上他本人的文心、诗心和放浪洒脱的失意心，演变而成，是与前贤同列。有人认为石涛“法自我立”，其成就与前辈无关。而资料表明，他是在对古代名家潜心研究、悉心摹仿的基础上而成为一代大家。值得探讨的是，他学习成法而善于脱化，师法自然又融入自我，在传统技法上创立一个新面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使画面效果更强烈，其特征是在时代的演变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

　　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不能把创新理解成为标新立异，单纯地为创新而创新。李可染先生曾说过：“抱着急躁情绪或侥幸取巧的心理，不重视基本功的锻炼，实际上是认识上的浅见，将来必定要吃大亏”。中国画不是脱胎换骨，而是在传统基础上诞生新的生命。艺术家应认识我们既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者，也是绘画艺术道路上的创造者。

　　在世界美术史上，曾分化出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以再现客观世界为主的写实型艺术，以西方古西腊的“黄金律”和“维纳斯塑像”为标准；一种是以表现主观情思为主的写意型艺术，以东方中国战国时期的“太极图”和“龙凤图”为范例。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西方绘画基础在科学，倾向于写实，尊重于客观。中国画注重于精神，从具象到抽象，从激情到理智，是生活的感觉，是以简洁的构思、构图、灵动的笔墨，把意趣节奏、美感韵律表现出来。中国画就是注重精神的代表之一，最突出的特点是有较强的诗意性，包含着文化修养，吴镇、文征明、唐寅等都是同时具有诗、书、画才能的典型人物。中国画在绘画语言上也有传统的特点——书法性，点、线、面的每一笔都讲究来历、讲求力度；并包含着文化修养，包括生活的历练、素养的积淀和思想境界。这种种的要素构成了中国画强有力的生命力。在中国美术史上，唐代的人物，宋、元的山水，在世界范围内就有很高的地位。当今，如果一味以现代性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在推理和判断中，往往把中国艺术融入西方式的逻辑中。并且，在这种思潮的引导下，出现的 “实验”型的作品，作为“接轨”，其结果就是，有一部分作品实质是在盲目地嫁接和拼凑，成了非中非西、不伦不类的“夹生饭”作品。

　　中国画每一次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决不单是拿来主义。如果毁掉的是以几千年来的东方美术史为代价，只把西方现代的评判标准拿来评判中国画，我看是错误的。中西画作为两大不同的体系，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发展基础，两者是有借鉴和融合的空间。如著名美术家林风眠先生，他的代表作《莲花》颇有时代感，其境界全然是东方艺术的韵味。当代艺术家的责任，是如何在这个东西文化、生活理念已经交融的基础上，如何提高中国画、创新中国艺术精神，从内在艺术生命的角度，找到中国绘画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点，赋予中国画美学新的生命。

　　推进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是每个艺术家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今天的现代是建立在昨天传统的基础上，同时也是明天的传统。激发新的绘画语言符号，追求基于现实的艺术境界，让中国画美学传统持续地作为世界艺术之林的优秀一枝，中国画才能拥有辉煌的昨天、更有灿烂的今天和明天。历史绘画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基于发展的良好基础，但是，“继承”并非是固守传统，借鉴也不能盲目“搭车”，是必须看清楚的。让我们真正理解继承与发展，那就是：“入古者深，出古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