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历史的空前动荡时期，国人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但这一时期的文艺却受到了空前的带有畸形色彩的重视，在全民制造“红海洋”的过程中，美术充当了独特、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一大批业余和专业画家，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进行着统一审美模式下的艺术探索，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才华在极有限的苛刻条件下进行着小心翼翼的释放。那时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样式，其突出特点是“红、光、亮”，“高、大、全”，艺术创作遵循的是统一的“三突出”原则，思维模式极端概念化，艺术手法超常程式化。这一时期的艺术氛围一方面极大地抹杀了艺术家的个性，另一方面也能使画家们展示其在特殊条件下的艺术智慧。“文革”中花鸟、山水画几乎停滞，人物画却异乎寻常地形成了特定时期的繁荣。从纯美术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人物画无论在笔墨与造型、笔墨与光影、笔墨与素描等结合方面都有不少可贵的探索，并对今天也有不少的启示意义。

　　1.从1973年全国美展看山东的人物画

　　

　　1973年在南京举办的“文革”中第一次全国中国画展上，涌现出一大批讴歌工农兵、强调主题性，重视题材又重视艺术的表现，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这时花鸟、人物、山水画都涌现出一批经典作品，人物画作品《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单应桂作）、《大娘的病好了》（白逸如作）、《喜听原油滚滚流》（朱学达、王洪涛合作）、《给咱添花》（孙敬会、李明媚合作）、《牡丹乡之春》（陈鹏同作）、《锻炼》（于普洁作）等作品均在山东乃至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后举办的全国美展中，苏耕的《大街小巷》、黄恩涛《红色喇叭家家响》、《社社队队粮满仓》也风靡一时。

　　此时艺术创作原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为政治服务相结合，单应桂以艺术家和独特的女性画家身份登上了全国画坛，那时候没有中国美协，最高美术组织是“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下设一个改画组，杨之光任组长，单应桂任副组长，组员有方增先、周思聪、朱理存、郭公达、王迎春等。她这时的作品《如果敌人从那边来》、《铁索桥畔》（与云南画家王晋元合作）使她在画坛声名鹊起，也形成了重线条、崇单纯、注简洁、求变化、尚力度的个人风格。作品造型准确、形象生动，关注社会及人生重大主题，笔墨围绕造型展开。她在晚年仍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展览创作了关注民族命运、直面生活的作品《逃亡》。当时的人物画坛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南派是岭南、江浙等，北派是山东、东北、陕西等。南派水墨灵透，北方雄厚苍茫，当时的单应桂是北方人物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对山东人物画坛半个世纪的发展影响甚大。

　　2.各画种画家涉足人物画的现象

　　

　　由于“文革”后期开始有全国展览，并且绘画人才较多，展览机会却较少，所以每年的全国美展都牵动着各画种的画家积极参与，油画家杨松林、袁大仪、姜宝星、王遵义、陈国力、王立志、于普洁、刘徳润等都创作过大量的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如杨松林的《迎来春色换人间》、《渔民肖像》等作品，其中《风口浪尖夺高产》参加了1973年的全国美展，作品用笔墨塑造的具有雕塑感的群像、风雨中黑色雨衣的画法，光影与笔墨的结合等等，对人物画专业创作的画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刘徳润的作品《车轮飞转》人物造型严谨，素描功底扎实，尤其车轮的画法，非常独特，一笔抹过即画出了动感。（下转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