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长喜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暮春的傍晚。市总工会在市直机关礼堂举办全市职工书画展览，展厅离我的办公室仅有一步之遥。那时，我在市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资料编辑，为聊解文字之苦，案头也摆了些笔墨纸砚，工作之余常常挥毫泼墨、胡乱涂鸦，久而久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酷爱书画的我经不起展览的诱惑，混在被邀请的名人雅士之列，做了一个不速之客。走进展厅，众多悬挂于堂的书画作品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唯独一幅四尺整纸山水条幅令我留连往返、百看不厌。那崎峻的山峰、飞动的流泉、苍松翠柏、古道老屋，让我一阵阵心颤，不由得拍手叫绝。这时一位衣着整洁朴素的年轻人轻轻踱到我的面前，小伙子黝黑的脸膛，厚厚的嘴唇，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整个轮廓楞角分明，一看便知是一位笃厚朴实而又豪爽豁达之人。他腼腆地说：“这是我的拙作，请老师多多指教。”一经攀谈，知其学识甚博、见解非浅。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参观的人都已离去，硕大的展厅只剩我俩，还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于是，二人相约结伴同行来到了一家小酒店。一壶老酒，半盏清茗，三盘小菜，艺术人生、海阔天空，胡吹乱侃到深夜方归。自此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一来二往常在一起雅聚、小酌。后来他任市美协主席，我也在市书协谋事，因了一些书画艺事，频繁接触，经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对其人其艺就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长喜的艺术创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他早年专攻人物画，且以现实生活写真。他自小长在广北农场，那高高的盐坨、矮矮的青砖房、金灿灿的大稻谷、绿茵茵的芳草地、奔驰的铁牛、沸腾的校园，还有那些南腔北调的兵团战士、勤劳善良的农工，给少年的长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赋予他不可多得的艺术灵感。这期间，他创作的《盐工图》、《垦区新花》、《抢在雷雨前》等作品，曾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一代农场人心潮澎湃、亢奋不已。记得1992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长喜以工人运动领袖李慰农、胡信之慷慨就义为题材，创作了一幅题为《铁骨铮铮》的人物画，那悲壮、惨烈的场面跃然纸上，让所有参观的人为之动容、敬佩。这些作品的问世，既是他生活底蕴的积淀，更是他艺术上追求大真大美的表现。

　　为了继续深造，1995年7月，长喜又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终于圆了自己多年的大学梦。从那时起，他从人物画转向了山水画创作。这种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是艺术上的转益多师，更是坚毅性格之使然。他做过盐工、挖过河、种过地、当过老师，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练，锻造了他大山般的性格。他崇尚平静，向往自然，面对名山大川，他有着说不出的激动和亲切感，渴望自己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山水入画，已有千百年历史。自然山水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这与其所蕴涵的内在精神气质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物抒情，以物咏志，怡悦性情，写心写意，便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过程。“八五”新潮之后，许多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味求“新”，而忽视了对传统的继承。长喜不为世风所惑，不为名利所累，潜心研究古代画论，遍临宋元明清诸名家墨迹，注重写生练笔，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长喜作山水，往往于万丈危崖之中置飞流瀑布，崖顶劲松之端附烟云雾霭，充分凸显出山体的重峦叠嶂和恢弘气势。他画的太行山系列作品，将点线和墨块有机地结合，挥洒出太行的浑厚、苍茫，写照出巍岩的刚烈、坚毅与阳刚之气。他常常用褐红色彩表现山水。读他的画，让人觉得仿佛热血在奔流，生命在燃烧，群山在沸腾，凤凰在涅槃。《云起仙峡谷》、《家住大山崖》，那山、那水、那树、那人，浑厚中透出灵秀，厚重中蕴涵隽永，既有北派山水的雄沉大气，又有岭南画派的清幽灵秀。高山流水、古筝飞泉，不正是晋代文人陶渊明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吗？让人觉得已远离尘世的喧嚣，进入一种梦幻般的仙境，内心感到格外静穆和淡然。而《太行足迹》则以粗旷的线条、水墨的渲染，表现大山的性格，又让你觉得似乎正与画家跋涉于悬崖峭壁之间，用心灵去拥抱太行，用灵魂去触摸它的苍凉与悲壮。

　　长喜偶尔也作花鸟画，但与其他花鸟画家截然不同的是，他以山水的笔墨观照花鸟。读他的《岁月无声》，没有那种清雅隽秀、小巧玲珑，而是像在读一组连绵不绝的群山，似一种原始亘古的人类童声，穿越时空，从宇宙洪荒中流出，又向苍穹深处飞扬，让人感觉到是艺术家如山川般的宽阔胸襟，似云海般的奔放情怀。而《根》则用以实入虚的手法，表现了生命的延续和律动，是作者对历史的深邃回溯和对现实的冷静思考。

　　难写丹青是精神。多年的执着追求和长期的砚田耕耘，使长喜终于成长为黄河口地区一代山水画名家，作为他的老朋友，我在击节喝彩之余，热切希望他用汗去滋润艺术，用心去感悟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地从黄河口走向全国，去领略大千世界的五彩缤纷，去感受艺术之巅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