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争成为死亡的游戏，那么生命就是这场游戏中的砝码。

　　卡帕和沙飞，无论是作为摄影人或战地记者最终都被这场游戏所吞灭，因为他们看见了太多。但是，那些影像留下来了，在他们镜头中那些人类的精神留下来了。

　　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得炮火不够近。”他说到也做到了，从他以卡帕的身份登场后，他的摄影生涯就如同在游戏中赌命一样，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各个站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战争，诺曼底登陆战，法国解放战等等，在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卡帕赢得了至今为止依旧无人超越的战争照片，他的照片人们不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股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这种大勇的精神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别都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不够精致，传达得不够有力，裁切得不够紧凑，快门机会够不够恰到好处，调子够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西班牙战士》，品质相当差，而另一幅《诺曼底登陆》，甚至模糊不清。焦距，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机器。是的，在《卡帕传》里，回忆当时盟军《诺曼底登陆》这张照片时，这样写道：“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的爱德华·雷更，卡帕给他拍的这张照片成为不朽的历史见证。当时这名战士18岁，登陆时，周围到处是血乎乎的海水和战友的尸体。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中剪下他的照片，一脸泪水。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1944年6月6日法国诺曼底奥巴马哈海滩，第一波登陆的美国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几分钟后就牺牲了。”“卡帕是第一波登陆的惟一记者……”从这些记录的语言中，我们不仅惊讶于他的幸运更多的是感叹他的勇敢。

　　战地记者固然是和死亡打交道的人，所以当别人迷惑不解问卡帕“你既然那么勇敢为什么不去当军人”时，卡帕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认为战地记者比起军人来，能获得较多的酒，较多的女人，较多的收入以及较大的自由，我的生命，是操在自己的手上的，我可以押在选定的注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把它收进袋里。”有意思的是卡帕特别喜欢赌和酒，他和布列松创立的“玛格南”社的名字就以大桶香槟酒 “马格南”命名。在他拍摄空闲还不忘去赌马，可是，卡帕从来没有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从牌桌上收回，一直抱着不输即赢，孤注一掷的豪情与命运搏斗，等着轮盘上的珠子停落在哪个号码上。卡帕赢得了卓越的战争照片，然而却在1954年5月25日的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赌局里，赔上了生命。同样的，沙飞在1949年12月15日也从他的摄影中出走，他们离开的时候仿佛预示着他们作为一个摄影战地记者的任务完成，就像春蚕在吐完最后的那根丝时变蝶羽化而去。

　　和卡帕相比，沙飞虽不像一个西方人具有那么多浪漫的性情，不过他的表现是另一种出走，从普通正常的离家出走到奔赴抗战前线，去战争前沿拍照，他把自己整个儿地融入到民族灾难的深处，和这个苦难的民族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他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温柔，走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内部，体验这个民族在艰难时刻的全部力量。

　　在那一幅幅照片里，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有别于卡帕的那些照片，从《溪涧与洪流》到《战壕里的读报小组》，从《北岳区反扫荡战斗》到《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真实的场面，更重要的在这些照片里孕育着作为记者的战士，更是作为民族的战士的意义。所以同样是摄影，在他们的照片里，透露出来的战争情绪和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卡帕的照片更多是理性的，以客观的看战争的眼光。虽然他的行迹伴随在死亡左右，但在他的众多作品里，我们仍能从战争中体会到艺术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在那张著名的《死亡的美国士兵里》（那是一名在正式战争中打死的最后一个人），我们看到的正如他说的“非常清晰，不知怎么非常美丽的死亡，我觉得，那是我在战争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镜头”。真正的艺术家是能够让艺术的魅力在残酷的战争中也能体现出来的，卡帕做到了。

　　作为一个自己祖国正遭受灾难的这双眼睛，让视觉成为真实更是成为历史的烙印，沙飞的沉重体现在这些照片里，特别是把镜头对准了受苦受难的同胞的时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感觉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这种刻骨的情感遗传给后面几代人，因为那里流淌着民族的血液。当我们看沙飞的照片的时候已不再是艺术那样简单，那些影象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是同胞的爱与痛，浓缩了人类的感情和希望。看沙飞的照片就像读海子的诗歌，“春暖花开，我们面向大海”，在他的《窑洞，织布》，《战壕里的读报小组》，《女干部纺纱织布》透露出的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怀。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记实报道摄影师也正如战地记者一样，他们继承了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在大地震中，在海啸中，在抗洪中，他们的镜头和心灵关注人类的苦难。

　　所以说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无论沙飞还是卡帕，无论他们留下的影像是冲满硝烟的前线还是人物肖像或后方生活，战地记者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镜头，把镜头交给了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和平和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