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秋黄叶落的季节，趁赴绍兴讲课的间隙，了却了一桩心愿——拜谒陈洪绶墓。

　　据黄涌泉先生编著的《陈洪绶年谱》载，陈墓离绍兴城南十余里，在谢墅、官山岙间的横棚岭下，即南池乡第五村。经打听，南池乡已撤乡并入鉴湖镇，谢墅、官山岙两村及横棚岭仍沿用，墓的确切位置在现绍兴殡仪馆左侧铁栅边上。

　　陈墓规模不大，约二十来平方米，无墓道、墓园。墓面用青石筑成，也就一基一桌一碑而已。供桌及基周很是冷清，未见祭扫痕迹。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每逢秋分，陈氏后人总来上坟一次，后中断。正因冷清，致使入口斜坡及墓周围杂树乱草丛生，一片荒芜景象。从高处看，墓座落于一畚斗形的山坡下，西向（朝西庚长），后山如屏，左右二山拱卫，可见当年的选址颇有些风水讲究。惜大势依旧，墓周边小环境，已被墓前垫高的殡仪馆，右后的公路、高压线铁塔及厂房，左侧的墓碑加工场占据，墓被团团围困于斗底的凹陷处（曾见翁万戈先生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陈墓远景照，墓周边田陌环绕，颇具乡野风貌）。如此阵势，若不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想来这一人一墓早就被修公路时的黄土填没了。而陈墓右侧不远处山坡上的公墓，正阳光沐浴，有芳草、翠柏、红树、墓亭点缀其间，恰与眼前孤零冷塘引成明显反差。

　　一位中国绘画史上绕不过去的大画家，就其影响力而言，陈洪绶墓完全有资格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见浙江的一些省保、国保级文人、学者、画家墓，墓主的声望尚不及陈洪绶，而后修墓的规模、气格即远超陈墓。一边是市场上陈洪绶的画成百上千万元地成交；一边是墓庭逼仄、萧疏，少人凭吊、修护。这一热一冷之间，国人于发生在同一人身上的文化面孔却迥然有别。墓是一种文化，在火葬、公墓代替了土葬的今天，传统的墓文化已日渐萎缩。作为文化遗产，名人墓的选址、形制、匠作、材质、碑铭、历史变迁、祭奠风俗以及凝结于墓主身后的精神底蕴，是墓的价值所在，可资后来人寻访、祭扫、缅怀，以至托物思人，继往开来。拙见，历经乾隆、光绪、“文革”后多次重修的陈洪绶墓，已非原墓原址，不过一文化符号。与其这样困守着，不如将墓后移抬高，或干脆迁回诸暨重修。其实，陈洪绶是有归葬故里之意的。“故山秋最好，今日断相思，但有丹枫处，无非白骨支。难忘长生地，痴想太平时，万年俱灰冷，一归梦未衰”。此陈氏去世前的哀鸣，诗里行间，透出欲魂归故里的消息。至于陈墓未落叶归根（陈洪绶父亲、兄洪绪皆葬于诸暨），不葬诸暨而葬于绍兴的缘由，陈洪绶研究专家翁万戈先生以为“诸暨故宅已毁，而绍兴在陈氏心目中已成‘故里’”，似缺少说服力。拙见，现葬址所在的秦望、香炉两山之间曾是陈洪绶出家、隐居、寄兴之地，为他所喜爱；另因口舌得罪权贵之祸，陈死得蹊跷仓促，甚至家谱中有意错把陈的卒年提前。葬绍兴，恐有规避之意。

　　叹老莲公（诸暨人的尊称）55年悲情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生前，遭家国丧乱（9岁丧父，18岁丧母，26岁丧妻，晚年受亡朝之变及黄祖大祸），仕途亦大不如意，一生只做过三个月不入流的七品中书舍人。入清后便意兴阑散，号为“悔迟”。悔什么呢？悔贪图功名声色，抽身太迟？悔为遗民忍辱偷生，无舍生取义之概？还是悔以书画应接求生？“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以往事皆非”，苟活至此，只有似秋后老莲般入于夕阳，默默老去。身后，乾隆《诸暨县志》仅将陈洪绶列于方伎传，颇失公允。其落葬之所又魂兮未安，令人唏嘘。更有学者撰文，称陈洪绶为晚明士风大坏中的典型人物，岂非咄咄怪事。晚明刮起的那股束书高搁，崇尚空谈，经世而不致用及文人无行之世风，可以说出诸多原因，主因实由朝廷腐败、纲常混乱所致。陈洪绶一介文士，既无官职，又无政治、社会地位，徒有反清复明之心，却无缚鸡之力。胸存郁结，又无殉节勇气，更不想做南明小朝庭的官。便寄情书画，遁迹山水，偶以酒色自娱，此韬晦宣泄之举也。清代大学者全祖望在《子刘子（刘宗周）祠堂配享碑》文中说：“……然其（指陈洪绶）大节，则未尝有愧于元趾（王毓著，殉明投水自尽）。故予定诸弟子中，其有负盛名不得豫配享，而独于章候有取焉。”可为公道之言。陈洪绶得以配享刘宗周祠，可见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大节不亏。事实上，陈洪绶曾劝好友周亮工勿事清；亦于宴坐中使酒大骂投清的浙江总兵田雄；他绘画中以高古奇骇呈现的屈原、钟馗、苏武及常画的梅（傲骨）、荷（高洁）等不世之相，是另一种不谐于世的心理抵抗。因而，师友辈若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祁彪佳殉明固然可佩，不殉明而大德不逾，小节不拘，亦无可非议，士风大坏的高帽怎么也轮不到陈洪绶戴。

　　俱往矣，可追师者，逝者之风骨艺术也。陈洪绶临终前一年憾言：“老莲五十四岁矣，吾乡并无一人中兴画学，拭目俟之。”余每读乡前辈此言，总生汗颜、激奋之心。这“中兴”二字，岂敢言自任。唯有勤勉、践行而已。

　　临行，恰值墓侧斜坡上之南瓜花正开未蔫，我采集了一束供于墓桌前，不知这淡黄亮色，可暂慰老莲公在天之灵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