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在国人心中是神圣的，无论身处庙堂还是荒野，老百姓都愿意如神一样地膜拜，挂红布条就是例证。至今，民间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破坏古柏的事件发生。

　　古柏，在国人的观念中，又往往被统称为“汉柏”。这大致由于全国各地的古柏以汉柏数量居多，还有一个心灵深处的结，则是“大汉”那段历史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就是河南嵩阳书院据称有4000多岁的古柏，也被乾隆皇帝定名为“汉柏”，御笔立轴传世。2900岁的“晋源之柏第一章”的山西晋祠周柏，由于三晋文化的厚重，没被汉柏意识掩盖已算特例了。

　　本人是画家，很不愿像植物学家那样去考察“古树名木”，因为，按树龄细分并建档是专业机构的事。“汉柏”或“古柏”对于我就是一种强悍的文化符号，令我敬畏、使我怀古。

　　在四川的剑阁，近万株的“翠云廊”古柏绵延数十公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巨大财富。从树龄的严格意义讲，算不上“汉柏”，但由于地处三国故道，俗称“张飞柏”，我在认识上仍然归为“汉柏”。

　　我先后几次前往剑阁“翠云廊”怀古已经记不清了，仅写生作画就去过两次，但两次写生都未能画出满意的作品。现在想来，都由于太过拘泥于对自然物的描摹，画面与我心中的神圣形象相去甚远。也就是今年初登泰山谒岱庙，突然“顿悟”，古柏在我心中原来是“神在呼唤”。为此，我想到一段关于赵州禅师的偈语：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

　　我于是似偈语样式问答：

　　“古柏是树？”“不是。”“是什么？”“是古柏。”“古柏种山间？”“不是。”“种庭前？”“不是。”“古柏种何处？”“种心中。”

　　古柏在我心中本来就是神，多次的画面失败就在于把古柏当成树来画。

　　一般说来，古柏属于传统绘画题材，《芥子园画谱》设专门篇章总结古柏画法。历代画家乐于描写,基于其形象如杜甫《古柏行》诗中描述的：“柯如青铜根如石，黛色参天二千尺”,并赋予了古君子风的精神内涵。但翻开中国绘画史，真正把古柏作为主体画出神韵的除北宋郭熙的《寒林图》和元代吴镇的《双桧图》外，画家们基本上还是把古柏作为一个树种来处理，只是山水画的组成部分或人物画的配景而已。倒是乾隆皇帝御笔《汉柏图》，用画中九段粗壮树干寓意“九卿辅政”，明确了帝王特有的政治含义。但乾隆的《汉柏图》由于枝干在画面完整无遗，且囿于“馆阁体”的圆润用笔，并没有表现出古柏的张力。

　　为此，我想到每次面对古柏，都被它强大的力量震慑，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与树的近距离有关。面对古柏的高大雄姿，仰望的人不得不屈服一种威力。尤其去年秋到剑阁“拦马墙”写生，在巨大的古柏群的包围中，我顿时觉得人的渺小和无助。出于这样的心理感受，我想，画面何不作 “特写”处理。在大尺幅的画面面前，即便在展厅，也会对观者释放一种力量，这正是我最初拜谒古柏的感受。这样一来，原先写生稿中的“形象”被自由调动出来，真的就“下笔如有神”了。

　　新近创作的《怀古六条屏》分别命名为“尧舜道德”、“鼎彝精神”、“先秦文章”、“大汉威仪”、“魏晋风骨”、“盛唐气象”。我以为这六个方面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或者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 

　　“尧舜道德”——尧舜，禅让天下，无疑是千古圣贤。当年，毛泽东主席展望新中国的理想社会，就满怀豪情赋诗“六亿神州尽舜尧”。所以，尧舜道德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

　　“鼎彝精神”——禹铸九鼎，四海升平,九州稳定。此后，敦厚庄重的青铜礼器从来就是国家精神的象征。

　　“先秦文章”——先秦诸子，气象宏大，百家争鸣，为后世留下的“诗书礼易”、“辞赋风骚”、“孔孟老庄”等等，无疑是万代文章的宗师。

　　“大汉威仪”——大汉帝国，开疆拓土，丝路边关，金戈铁马，大漠悲歌，雄视寰宇，四海归心。这是一个万世景仰的英雄时代。

　　“魏晋风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时局变幻。然而，又是一个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为后世留下的“三曹”、“七子”的风清骨峻；“竹林七贤”的放达不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洁身自好的人品；嵇康临刑前抚琴“广陵散”的艺术人生，就是这个时代的文风人品和美学风范。

　　“盛唐气象”——盛唐时代不仅国力强盛，万国来朝；诗文“笔力雄壮，气象浑厚”。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时代，至今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均以“唐人街”命名。

　　这就是我创作“古柏”系列作品从自然描摹到文化诉求的过程。

　　201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