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随着《讲话》精神在各革命根据地的传达，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中普遍受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积极深入工农兵生活，表现工农兵，创作态度和题材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画家，都觉悟到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不能一直躲在艺术的象牙塔，而要真正面向工农兵，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到大众生活中寻找艺术源泉，于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自觉投入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下乡运动中，把绘画与劳动相结合，在绘画表现中出现了很多反映根据地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等新的题材。

　　从民间艺术中学习和改造的新年画，大量表现领袖与历史、领袖与人民的新题材以及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宣传画，都进一步践行毛主席《讲话》精神，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革命美术的传统对旧的美术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以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在革命根据地得到普及和发展，满足了解放区人民的审美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年画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审美需求，一股改造传统中国画的浪潮悄然兴起。1949年开始，关于国画产生了一次大规模讨论，当时《人民日报》、《人民美术》发表了关于改造中国画的文章，提出应进行一场“新国画运动”，提倡写实精神，创造出符合人民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其发展应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地纷纷成立新中国画研究会，组织画家学习新的文艺方针，深入生活，从事新国画的创作实践，从而使整个中国画坛的艺术思想统一到向人民大众靠近的方向上来，画家的艺术观念发生了集体性转移，产生了一大批形式新颖、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当时提出“新中国画”概念的艾青，认为“新国画”必须“内容新”、“形式新”。他提出“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画风景的必须到野外写生”。这些观点都是1942年《讲话》精神的重提。

　　同时展开的，是围绕在国画写生与创作问题上的讨论，传统中国画在新的形势下，慢慢推陈出新，向现实主义靠拢。因此，如何突破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如何创造传统国画的新生，是20世纪50年代国画的主题。这一时期许多习惯于传统画法的老画家纷纷从新的题材入手，力图在新社会有新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