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艺术家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术界在思想观念和内容题材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改变。先后经历了反思和批判“文革”美术的“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主义”，艺术家自觉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直面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生活根源和社会影响力。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提出了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祝词》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虽然《祝词》在表述上有微妙差别，但在总的文艺方向上是继续坚持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关系等方面，概括了延安文艺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对延安文艺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从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美术界出现了各种对于艺术本体的争论，例如关于自我表现问题的辩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内容与形式的讨论、抽象艺术的讨论等等，一方面造成了美术界多元化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因没有立足于本土文化，因而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面对反传统和照抄西方的言论，1979年11月，即将出任美协主席的江丰在美协常务理事会上讲话，强调艺术必须为大众服务这个大框框绝对不能抛弃，是否为大众服务是美术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并重提了《讲话》精神中的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