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看看，到老一半。”这是我家乡的民间谚语，说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在儿童时期便已基本显示出来。这应具基因的科学性，如果从艺术禀赋的角度看，更是确切无疑。我和罗工柳是在杭州艺专学艺之初的同班同学，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和艺术品位博得师友们的一致赞扬。坎坷人生路，我们分道扬镳了，各自奔向似乎背道而驰的方向。我以全部精力争取去了巴黎学习，他以身家性命投奔了革命。

　　殊途同归，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回到北京，见到了老同窗罗工柳和董希文，请他们到家吃了一次饭，妻炖了红烧牛肉招待，牛肉二角四分钱一斤。其时我们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罗工柳来自延安，思想立场坚定，属党内专家，谅应掌握一定权力，而我刚从资本主义的心脏回来，在艺术观点上恐话不投机，除叙同窗旧谊之外，不敢触及艺术本质问题。我送了他一小本文艺复兴的画册，他送了我一套政治经济学。此后我们很少接触。我在美院教了两年课，讲形式规律，是法国取来的经，并将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陆续搬到教室给学生讲解，从波提切利到莫迪里阿尼，年轻人好学，觉得新鲜，但对这些西方世界的绘画几乎一无所知。遇上了文艺整风运动，在美术学院我必然成了宣扬形式主义的众矢之的。鲁迅说“一阔脸就变”，我感到运动一来脸就变。运动中同学们自觉或非自觉递条子向党揭露我放毒，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运动之后我被调出了美术学院。80年代在上海评选第一届全国油画展，我和罗工柳、被安排住同一间卧室，某晚，美院的原人事科长来卧室聊天，工柳问我当年我为什么离开美院，他那时可能在抓革命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不问校事，我当然也不会找任何人说情要求留在美院不走。老人事科长插嘴：“这事是我办的。”我感到他的善良与坦诚，相视一笑泯恩仇。

　　我被调出美院后与罗工柳更少接触机会，但对他艺术上的发展却十分关注，他留苏回来后的变化直到今天的追求，从其作品上看，明如观火，令我赞赏，但我们从没有深入交谈过。今读他的对话录，听他毫不设防地敞开心扉倾吐心底奥秘，其实并非奥秘，是艺术真谛，所有知音者的共识。刘骁纯录下了这部对话是做了抢救文物性质的工作。谈话轻松、自然、平易、深刻，刘的提问道是无心却有心，他撒网捕获了所有的要害问题。

　　对油画，中、西关系是核心。罗工柳反对带着民族化的框框去留学，他主张先学到手，再求变。他同意李可染的“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观点。实践证明了他的意图，他回国后，甚至回国前已酝酿着“变”。我亦同意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但认为单凭勇气打不出来，打出来须有更多更具体的客观因素及外在的冲击力。石涛之能打出来主要靠收尽奇峰。罗工柳之变靠中国的气韵，靠传统壁画的临摹及对民间艺术的汲取，当然禀赋与才华是不可缺的因素。从写实基点起步的罗工柳不喜欢西方油画的细致静物，他称之谓果贩的水果摊，他没有被技术引入歧途，他长着审美自主的眼睛，很自然，从写实逐步倾向写意，大写意，因主宰着他艺术的是情感，是情、是意。他追求画中诗，他对诗与画的姻亲分析得很深入，画上题诗决不等于诗画结合，那是对苏东坡评王维诗画的曲解。

　　开始以木刻作为革命武器的罗工柳必然是需要重视题材内容及故事情节的。我想这方面他内心是有过犹豫和斗争的。一方面是造型艺术自身的规律，它只能通过形象感人；另一方面是党的要求，要求美术为党宣传政策方针。罗工柳爱艺术，他对党赤胆忠心，他处于真知灼见与巨大误会的矛盾之间，而且误会的力量压倒一切，他在这永远充满悲喜剧的人生道路上为艺术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他领导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自己创作了偏重说明性的“地道战”及“整风报告”。经过长期的摸索与思索，他渐感到绘画须淡化说明性，强调表现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体现了他这一观念转变的过渡。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对党史画的感受可能不如身历战斗的人们深刻，但有两幅作品却沁我心脾：石鲁的《转战陕北》和罗工柳的《前仆后继》。黑是西方丧事的象征，而白则是中国丧事的特色，黑与白的构建表达强烈的悲壮感，如灵堂似的视觉感受毋须语言解释，罗工柳运用了悲痛的最强音。我认为《前仆后继》是他的代表作，是革命激情与艺术效果瞬间碰撞的结合，可遇而不可求的灵感之闪光。读他的对话录，才详知《前仆后继》与《转战陕北》命运的生死经历，作者遭受的岂止是皮肉之苦。他又谈到钟涵的《延河边上》，我认为《延河边上》是钟涵的代表作，而钟涵对画毛主席的背影曾经犹豫过，一度改成正面，因董希文提过意见，但主导教师罗工柳坚决主张要改回背影。可以理解，董希文反右后已是惊弓之鸟，直至他临终前，含泪吐露尚未画出他真正想画的画。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对强者的慰藉。但天降给罗工柳的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癌症，罗工柳对袭来的癌症一个一个地承受、应战，他奇迹般活了下来，连医生也惊叹他是外星人了。为养病，罗工柳利用了书法，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养病服务的书法却给罗工柳开了一个天窗，让他看到了艺术世界更高的层面。他进入了书法狂草的领域，进入这个领域的通途是“节奏”，是“韵”，是“气”。吴大羽老师曾指出书法具流水的自主性，令荷负着具象包袱的绘画追赶不上。罗工柳在书法中始于用气来养病，终于彻悟到以气来治艺。大气磅礴，只此一家，我这样看待他的书法。

　　罗工柳说作画时不让人看，有人看会影响他的创作心态；但他写字，尤其写狂草时却欢迎拉拉队，似乎观众高昂的情绪能渗入他的挥毫。我和李政道几次交谈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我认为科学工作是揭大自然的秘，而艺术创作则是揭感情之秘，李政道很同意这分析。我这分析本乎自己的实践，每次创作都是不择手段地要传达出内心深处的隐秘，这隐秘甚至是模糊的，捕捉隐秘的甚至是模糊的情之形态，既无把握而且有惊险，这种紧张时刻绝不能让任何人干扰或旁观，我自己作画时连小孙孙也不许进画室。电视台每次要求我表演作画，我都一口谢绝，但也有特殊情况作过一两次让步，给录了作画场面，事后我后悔，感到自己作假了。而书法，尤其狂草，是单一的追逐韵律与气势，近乎运动，近乎舞蹈，近乎表演，近乎行动艺术，闹中取闹，闹的气氛有助于狂放，也许与酒后易出杰作的情况有些相仿。

　　70余年的跋涉，罗工柳摸清了漫漫艺术道路的轨迹，彻悟了艺术创作的规律，竭力想再以20年的实践来证实自己的认识及由此而可能结出的更大硕果。如果天公吝啬岁月，他说那就只好当了垫脚石。其实，他已经当了70年垫脚石，今后的努力仍是垫脚石，在历史长河中，所有的人们都水远只是垫脚石，而滚滚洪流中往往看不见垫脚石，遗忘了垫脚石。

　　孔子、庄子、柏拉图及苏格拉底等哲人的对话，千年万代，启发后人的智慧。罗工柳处于时代大变革的核心，永葆艺术家的赤子之心，在谈本职工作，谈掌故回忆中披肝沥胆，催人泪下。漫道这是一面寻常的镜子，却折射了我们时代的悲哀与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