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讯 记者 潘欣信 通讯员 卢星 “水墨”不仅是一种媒材，它是中国传统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任何改良或者革新的方案都必须直接动摇 “水墨”背后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才可能导致其真正的演进：近代四大家保留传统，在传统内部改良，吸收新的因素来丰富传统，但并没有触及到“水墨”的核心价值；林风眠、徐悲鸿等在引入西方绘画方法的同时，虽然挑战或者否定了传统的某些核心价值和审美追求，但他们在引进西方艺术的同时，也付出了牺牲部分“水墨”自身特性的代价。

　　新中国时期艺术家们为了表现新时代的气象打破了原有的笔墨程式，创造出新的绘画语言和风格，而这其中石鲁、傅抱石、李可染等一批画家取得了新的成就，影响和改变了传统中国画的发展方向。1970年代末出现的现代“水墨”不断获得了一种支持：即传统中国画作为一种保留形态的艺术，而“水墨”却逐渐成为被艺术家自由使用的媒介，表现了个人对民族文化寻根的热情，以及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艺术、文明对话的内在要求。1990年代以来，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新的艺术现象不断衍生，带来水墨领域内的新思考，但他们的出现也与“东方主义”、 “后殖民”问题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5月25日至6月20日，朱屺瞻艺术馆和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联合举办“水墨纵横——2012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学术主题展“回到地域——水墨与美术史”，分别选取朱屺瞻、张桂铭、贾又福、王川、王纯杰、广曜、宋钢、雷虹，以这8位艺术家个案的形式展开美术史内部的对话；同期，5月25日至31日，在朱屺瞻艺术馆举办2012上海新水墨艺术基地特展，展示刘国松、陈家泠、仇德树这3位“上海新水墨艺术基地”的创始人作品及文献，以此来对中国现代水墨的发生、发展进行经典的回顾。

　　系列活动旨在梳理中国水墨发展至今的历史线索，深入实际地探讨当中国政治经济地位改变和新时代民族意识觉醒之时，水墨的价值和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