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是中国画家的常用语也。而关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却往往令人费解。或者以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又每每让人不解。于是，指为一个“禅”字，便万事大吉。这样，一番美意就跌进不可言说的粪池，不免使人心中生闷。闷则闷矣，而如果欲将之作一个解释，就如同段子的包袱已经抖开，在大家正哄堂大笑之时，你却又问了“为什么”、“后来呢”这般煞风景的问题，足以令人闷上加闷。这就是这篇文字，注定的不可爱之处。如果，今天因为这篇文字的将要不可爱而放弃以下的解释，对我来说，就是闷上加闷之后的更闷。与其如此，我就管不了许多了，一定要将这闷吐出来。

　　先说“可以意会”。可以意会，是源自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意会，即默契。这样的情景，在夫妻、情人、父子（或者母子）、知己之间经常发生，这是不待言说的。所以，意会实际上是浅近中的事，它本没有玄而又玄、以至于不可知的地步。如此推而广之，我们就可以明白，佛教中所说的禅的缘起。佛祖在针对各种各样具备不同智商的信徒说了各种各样悟入智慧的法门之后，这天，终于默言，佛祖拈花，以此“教”示众，迦叶拈花而笑，以此“机”相契。于是，佛教“禅”这一宗，就此起源。我们说，这天的佛祖与迦叶之间达成了一种心意间的默契，或者说，迦叶领会了佛祖所示的意思。这样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高境界，所以，其间的美妙感觉也是强烈而真切的。这就像孔子见温伯雪子。《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精谕》中说：“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久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不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如此默契的相知，足以令人神往而慨叹。这就如同钟子期之与俞伯牙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这样的相知，是只有灵性间往还的精灵才可以实现的现实。其为世间少有也是一定的。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的价值，必然要依赖相知才可得以显现，否则，就是黑暗的虚空，精神的赘肉。如此想来，子期死后，伯牙毁琴，真是有以也。

　　再说“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言传，固然因为有“言不尽意”或“辞不达意”的缺憾存在，所以，说者与听者之重点要放在 “会其意”上。但是，我们须知，人之间的交流形成意会这样的默契，毕竟是一种高境界，其几率是少而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会意必有待于言说或者文字。如果是当面的交流，在言说的字面之外，还要辅助以对言说者言说的语气、语速、声调、节奏，以及表情、体态动作等等的综合把握，这样，所会之意才可能来得更加接近于所说之意。如此看来，极尽言传之能事正是意会的灵性的反面。言传愈毕具其能事，则愈显其笨拙。从这个角度说，不可以言传，也是一种对意会的至高境界的一种礼让。这就是道家常常劝说人们“得意忘言”的别样情怀之所在。

　　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说，意会，是出于西周反殷纣间谍战的需要。《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精谕》中的另一则故事说：“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不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的故事。这就使得“殷虽恶周，不能疵矣”、“纣虽多心，弗能知矣”、“商闻虽众，弗能窥矣”。这是西周羽翼未满之时对付殷纣的策略之一。我把它看成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这句话的思想史上的起源。正是先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在，后来的禅宗才有在中国滥觞的可能。

　　最后，对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我想说，毕竟可以意会的几率太低，该言传的时候还是尽量地去言传吧。这样，即便像个笨伯，但是至少可以不致使人误认你是个临摹“禅”的棒喝的江湖骗子。至此，我或许也该问一句了：对于以上文字，你意会了吗？

　　（又：有学者认为，所谓“言不尽意”和“辞不达意”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的思维必然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的。清晰的思维，或者明确的意念，必以清晰而明确的语言呈现，否则，即表明思维或意念本身就是混乱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