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自知学画起点甚低，孤陋寡闻，盲人摸象，乏善可陈，只好自曝其短，从实招来。

　　我四五岁时，会写的第一个字是“正”字，这个字在当时农村是广泛应用的，记工分、挑栏粪、分各种东西，都用这个字来记数。看得多了，无师自通，也能写了，曾被母亲表扬，所以记忆犹新。稍长，家里造了新房子，三合土的外墙干净光滑，凡手能及之处，都被我涂鸦殆遍。少年就读的乡村学校，根本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记得小学二三年级就有书法课，一般是下午正式上课前的20分钟为写字课，没有字帖，也没有砚台，将破碗的碗底反过来就是一个砚台了，一本16开的大楷簿，红印米格，一页12个字，写两页或三页，春蚓秋蛇，墨汁淋漓，觉得很有意思。但也不是每天都有，一般是每星期二三次而已。有一次偶尔经过老师办公室门口，班主任居然发给我一枝毛笔，羊毫，粗短的杆子，很朴素的那种，说这是我参加公社里毛笔字比赛的奖品。到了四年级，来了一个代课老师，做过油漆匠，据说画得一手好画，在床柜箱橱上作山水风景，色彩斑斓，煞是好看。有时还会用一支竹片，在未干的油漆上随手刮刮，便是花花鸟鸟，干脆利落，非常简洁生动。但他教我们美术课的教材，却是《自然》课本上的插图，恐龙大象之类，按图索骥，我常常能得85分，这已经很不错了。四年级开始用钢笔或圆珠笔写字，在中字本上，我们几个同学时而把字写得很扁，压在格子的底线上；时而又把字写得很窄，靠在格子的左边或右边，宽度都不超过格子的三分之一，其他班的同学都跟我们学，很是引领了一时风气，当时觉得很得意。

　　那时父亲是赤脚医生，给人家看病，有些收入，因此我口袋里也有点零花钱。用来买蜡笔，要到稍远的大村去买，五颜六色，包装很好看，乱涂乱画，也没有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觉得蜡笔拿在手里的感觉很受用。最喜欢买连环画，一种是《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三顾茅庐》、《长坂坡》、《犯长安》、《火烧赤壁》，一直买到《七擒孟获》、《五丈原》、《三国归晋》等等。另一种是《成语典故故事》，也有很多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数典忘祖、夜郎自大、谈何容易、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些成语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的图书，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张有字的碎纸片，也会蹲下细看半天，两面看完才扔掉。连环画是唯一的课外读物，翻来覆去，不知要看多少遍，直至倒背如流，然后和同伴一起探讨不休，津津有味，回想那种快乐，简直是难以言喻。

　　但是，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天花板。那时的小学设在邻村，是一大姓的祠堂改建，大门口左右有两对花岗岩旗杆石，上下两进，两厢有楼，中间一大天井，檐头的云头瓦当，线条圆转，很古朴。柱础很大，柱子很粗，似乎两手是抱不过来的。牛腿大而精美，圆浑饱满，雕戏剧人物，或者寿星芝鹿之类。地上光滑发亮，好像一面镜子，我们都喜欢在上面玩。夏天很凉爽，躺在地上，自然就看到了上面的藻井，4块正方很大的天花板，白漆黑框，梅兰竹菊，还有博古，纯水墨的，极像《芥子园画谱》。兰花的叶子细长瘦劲，极飘逸，菊花花头很饱满。还有落款，不知道是谁，也看不懂。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其中有4年就在这座祠堂里度过的。每次在下面玩，都免不了痴痴地望它几回，觉得莫名的好看。然而，五六年前，因为造高速公路，祠堂已被夷为平地，每次回老家，路过其地，都不禁会想念那4块天花板的下落，不知是被人收藏了，还是已付之炊爨了。

　　到了初中，依旧没有像样的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粉笔板书，我们就用毛笔照着写。直至初三下学期，才有了一本学生字帖，《颜勤礼碑》，封面是叶圣陶题的，相信我的同龄应该有些印象。有一次跟三叔去镇上赶集，正值年底，供销社里进了许多年画，其中有一幅很特别，灰灰的底子，跟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很不同，画的是菊花公鸡，竖式，很工致典雅的那种，有点像恽寿平的画风，现在想来应该是周之冕画的。想买，可口袋里没钱，三叔刚在镇上卖掉一担干荷叶，约有七八块钱，但他向来不解风情，觉得这个是糟蹋钱，不给买。后来这幅画我在同村一家中看到，是一个同学的哥哥买下的，曾经去看过好几回。

　　少年好弄，不久又迷上刻印，当然没有青田石，用钢锯条磨成的小刀，在有机玻璃的牙膏柄上刻，楷书，领工资的那种小扁章，也不懂篆书。

　　祖父是大队干部，村里的报纸都送到我家，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工艺美校招生的广告，便缠着母亲去报考。考点在金华，第一次出远门，考素描和水粉写生，其实根本没有学过，结果可想而知。看到考友手持一册《素描技法》，忘了是谁编的，封面是徐悲鸿的外国年轻男子裸体铅笔写生，身体左斜，双手抱右膝，左腿伸展，很修长，第一次见到这种书，非常羡慕。又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潘天寿的文章，说他在火车里碰到老朋友，打招呼握手，一伸出来吓一跳，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说是因为画指画的缘故。

　　上高中，依然如故，甚至没有美术课。有一个同学的同学，她的祖父是退休老教师，已70多岁，1947年从西湖国立艺专毕业，叫杜如望，是潘天寿的弟子，家就住在学校不远，蒙同学作介，遂时时携画去请益，开始接触中国画，方知国画是画在宣纸上的。第一次去杜先生家，住的是平房，乍进门，正在作画，大端砚里磨了一池铁斋翁墨汁，墨香氤氲扑鼻。中堂挂着汪声远的浅绛山水，四尺立轴，笔调苍茫。但印象最深的是贴在两边的对联，还未裱，直接用图钉按着。五言隶书，联曰：“秋上桐庐月，春延石户香。”朱恒写的，字大盈尺，方笔厚重，得未曾有，我被镇住了。多年后翻看余绍宋编的《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又见到了这副对联，原来是临伊秉绶的。杜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也很简陋，挂着古婺陈尧山先生的对子，四言联：“胸中丘壑，笔底烟云”，古铜色花绫裱边，也是隶书，很是古拙厚重。

　　也许是我当时懵懂未开，也许是没有行过拜师仪式，杜先生好像也没有教什么，每次我一去，他就放下毛笔不画了，能亲眼看他作画的机会实在不多，真有点入宝山而空回的遗憾。仅有的一次，是我画了一些兰梅给他看，他在我带去的空白宣纸上示范了一下，先撇兰，然后接着在上面圈梅，两者互相渗化覆盖，结果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常跟我说起当年的求学生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与平时判若两人。先进西湖国立艺专，抗战爆发，转入上海英士大学，最后又在国立艺专毕业，潘天寿、诸乐三、汪声远、谢海燕都做过他的老师，今年98岁的金华施明德先生，即是当年英士的同学，可谓硕果仅存。杜先生在英士时，刘海粟做校长，上课时见不到他，然每到傍晚，则见其西装革履，油光可鉴，翩翩而去赴舞会矣。杜先生早年画花鸟，走的是海派吴昌硕一路，我曾见他有数幅早期作品，上面的落款一看就是诸乐三的笔迹。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代，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后来就每况愈下了。先在城里中学教美术，后被一教英语的同事取代，被调到乡下的中学教地理，然后又到了更小的初中教英语，离老家越来越近，一步一步退回去，一直退到了家里，他当年的一些学生甚至不知道他是国画科班出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