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东方艺术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因此，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以下简称《超越》）大展，在中国引起了颇大的反响与热议。诚然，本次《超越》展在策展、展品的档次、展示的形态、展场的布置等方面做得颇为道地、讲究。为此，也产生了过度的解读与赞誉。

　　在这各种书体的概况介绍及名笔的作品亮相中，我们发现并没有内在的、书法史学意义上的打通贯穿，也缺乏各种体式转变的脉络分析及笔墨演绎的规律解读。实际上，就展览的主体来讲，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及其之后影响，必须从三方面来加以展示与评述：一是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建构作用与意义；二是王羲之的历史谱系与艺术贡献；三是颜真卿的笔墨师承与书法地位。然而，综观整个展览，并没有涉及到这三个层面。策展人富田淳表示，主要将王羲之与颜真卿作比较，特别强调了《兰亭序》已不复存在，而“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真迹是存在的，因此也的确存在“超越”，其余方面没有更多的专业思考、理论探讨及学术指向。因此，可以这样界定：《超越》展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学术展，呈现的是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

　　中国书法史上的隶变

　　《超越》展的主体人物是颜真卿，而“对象”是王羲之，其主题是“超越”。为了佐证颜真卿对唐代楷书、行书的推动，以《祭侄文稿》为镇展之宝，同时亦展出了《麻姑仙坛记》、《勤礼碑》及《自书告身帖》等，说明颜真卿对楷法的最终建立及行书的超越意义，并作出“他改变了书法的历史”结论。但从整个中国书法史来考查或评估，颜真卿不具有改变书法史的历史作用与艺术地位，他仅是唐代书法的杰出代表。

　　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的最终成熟，并不是由颜真卿来完成的。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书法要倒退至少五百年。楷书及行书初始于汉代隶书高度发展后所产生的“隶变”，这才具有书法史上的书体缔造意义。汉隶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书体风格的创立，更是文字机制的转型。其后隶变的出现，则是在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下，推动了汉文化圈文字范畴及书法体系的社会构成、时代变化及艺术发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汉代隶书的演变过程之所以被称为“隶变”，是因为它为之后各种书体的变化作了重要的媒介与谱系的建立。

　　隶变，一是草化，二是楷化，由此构成书体的逻辑二元关系。草化，章草是“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张怀瓘《书断》）的一种书体，章草依然保留了隶书的波捺笔，字字分离，但笔画连绵，结构简化，其笔画萦带处常使转连接，东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写的《急就章》就带有这个艺术特征。张怀瓘曾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可见草书是从章草变化而来，体势连绵起伏，笔画奔放飞舞。草书相传是东汉张芝所创，他取法于杜操、崔瑗的章草而创草书（又称今草）。张怀瓘在《书断》中亦说他“初学章草”后“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张芝的草书精熟神妙，有“草圣”之称。行书介于草书与正书之间，相传是东汉刘德升所创，“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书断》）行书书写流畅迅捷而又易于辨认，婉约妍美而通俗晓达，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及审美价值。“隶变”的书法逻辑学推进，使书写与体式更社会化与功能化。

　　隶书的楷化于东汉末年形成，相传是王次仲所创，但此说并不可靠，其实这种书体在民间早已流行。较早的楷书还带有隶书的遗意，如三国吴凤凰元年的《谷朗碑》，就带有隶书遗风而开楷书雏形。其后的楷书在结构上则虚实有致，在运笔上则顿挫提按，在线条上则日趋严谨方正，产生了楷书的典型运笔与结构。

　　其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楷书日趋成熟。三国时魏的大书法家钟繇就是以精于楷书著称。《宣和书谱》评其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代的王羲之亦有楷书代表作《乐毅论》、《东方朔画赞》传世。南北朝时魏碑的兴起，标志着楷书日趋成熟并应用相当普及，而其中的《郑文公碑》及《龙门二十品》更是魏碑的经典。因此，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特别指出：“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广沃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魏碑的艺术特征、运笔形态及风格类型等作了系统的总结。隋代出现了楷书的名作《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尤其是《龙藏寺碑》，以严谨成熟而风格鲜明的楷法，开初唐楷书风格之先。为此，《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

　　唐代的书法分为初唐、中唐、晚唐。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均精于楷法。欧阳询的《九成宫》开唐楷之经典风范，笔力矫健、结构谨严，气象庄严。中唐书法继李北海、孙过庭、张旭、李阳冰后，颜真卿才登上书坛。他在广采博取、变汇通融的基础上，创出了笔力劲健丰厚、线条雍容端庄、气势雄浑恢宏的“颜体”，从而与欧阳询、柳公权成为三足鼎立的唐楷三大家。

　　通过对汉“隶变”后楷书发展的梳理，可见颜真卿仅是把唐楷写出自己的风格，他既没有“改变”书法史，也没有“超越”他的时代。因此，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颜真卿是“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于是卓然成为唐代之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隶变”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整个书法史学之眼，《超越》展对此的缺席，不得不说是一种艺脉的断裂、理论的空白与学术的遗憾。 （下转第2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