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私印，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考察：一是传世书画作品上所保留的钤印痕迹；二是出土或发现的印章实物。

　　文人好印之风自唐代肇始，至两宋已趋于流行，但不论是在鉴藏印方面还是在书画款印方面，都无基本法式和风格可言，这一时期文人用印的水平整体欠佳。即便如此，这些印章构成了我们讨论宋元时期篆刻艺术的珍贵资料。如宋徽宗赵佶最为著名的“宣和七玺”就大量出现在古代书画作品上。这种书画鉴藏风气自上而下，对民间的影响极大，甚至形成世代相传的局面，如苏易简——苏耆——苏舜元、苏舜钦——苏澥、苏泌、苏激，一门四代，均雅好收藏，在其家族收藏的书画上常钤有“许国后裔”“佩六相之裔”“舜钦”“武乡之记”“四代相印”等印章。这种由书画鉴藏所引起的印章用途的变化，构成了印章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化的重要一环。

　　宋代文人对于印章的兴趣，还可以从出土的印章实物上得到证明。宋代私印的出土资料并不多见，例如北宋“张氏安道”（铜印）、“适”（铜印），南宋“卢□”（玉印）、“趯”（木印）、“野夫、张同之印”（铜印）等。其中朱文多受隋唐印影响，而白文印，尤其是“张同之印”有意无意间似乎传递出汉魏印章的气息。这些印章的使用者似以文人为主，其中“适”是苏轼之侄苏适的印章；“张同之印”之张同据说是南宋词人张孝祥之子，该印的边款非常有特色，篆书“十有二月，十有四日，与予同生，命之曰同”。从出土的金代私印看，如山西大同玉虚观道士阎德源墓中发现的“青霞子记”“天上方丈老人”等印，阔边朱文，其文字貌似乖舛，实与后来《六书通》中所录古文较为近似；北京丰台大葆台金遗址亦曾出土一方“大块文章”石印，白文篆书，像是出自北宋汉族遗民之手。（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