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造型艺术之一，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作为岁末除旧迎新、祈祥纳福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寄托着人们追求平安幸福、富贵吉祥的美好夙愿，描绘了人们心目中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中国传统年画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 而时至今日，年画虽然普及性有所式微，但其作为一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传承，彰显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具有延续民族记忆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虽说早已有了年画题材的作品，但却没有“年画”这一名词。

　　门神、灶君是最早的年画形式，其滥觞于远古，定型于汉。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明代刘若愚著《酌中志》里说：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

　　关于年画的不同叫法在民间有许多，北宋的纸画、明代的画贴、清初北京的卫画（因北京的年画多出自天津卫的杨柳青，故名）、杭州的欢乐图、四川绵竹的斗方等都指的是年画。清道光三十年（1850），李光庭《乡言解颐》中“新年十事”一节，提及年画一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身。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年画”一词含义，由此而起。

　　中国年画的母体

　　最早的年画形式——门神的印刷是自北宋开始的，京师开封则是当时全国的印刷中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就记载有开封市上印卖门神、回头鹿、灶马等年画的情景。宋亡，黄河决口，水淹开封。元泰定四年（1276），丞相贾鲁开河疏浚，开封年画作坊便集中于距其西南45公里的水运码头朱仙镇。

　　宋时，开封年画印制为书坊兼业，从此时著名的版本《六经图》《古列女传》《经史证类本草》等书中的诸插图，可反见其年画的精美也是十二分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实物，今已看不到了。不过，从汴京匠人被劫金之平阳（山西临汾）后所印制的《四美图》《义勇武安王位》等分析，其精湛决不在其下。而朱仙镇年画秉中原文化底蕴之丰厚，承宋雕版印刷工艺之干练，是开封年画的当然继承者。

　　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金辽进兵中原，工匠北迁为奴，不少画工因畏北国严寒，躲避天津杨柳青，杨柳青年画制作也由此滥觞，故有“北宋（院体）画传杨柳青”之说。四散的匠人，也将谋生技艺传播开来。可以说，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发轫，是母体。

　　朱仙镇年画中最著名者也是门神、财神、灶神、天地全神、牛马王爷等诸仙形象。

　　门画之源

　　城门、院门、宅门以及山门、寨门等等建筑意义上的封闭式样，构架了中国人封闭的求稳求和的安居意识。门户的诸多裨益，必是有神祗在那里起着抵御防卫作用的。在鬼神崇拜的心理下，祭门便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记载此风习的最早典籍为《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百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可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而汉代应勋《风俗演义》中则写明此二神是执鬼门的。他们奉黄帝之命居于秀丽的度朔山下，能将涂炭生灵的恶鬼用苇索捆缚，尔后喂虎。

　　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魏晋之后，人们便于除夕做桃木人以当神荼、郁垒二神，有的还以两块桃木块立于门侧，意在压邪祛魔。再以后便在桃木上分别写上二神的名字，或画上二神的形象，这是最初的桃符。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载：桃符之形制，以长二三尺、宽四五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画以狻猊白泽之类，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以后书写两神名字的桃符便演化成了春联，刻画二神形象者便演化成了门神画。可以说，对联与门画同源。

　　从魏晋至唐初的这段时间里，以桃木板画神荼、郁垒作门神的风俗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唐开元年间，玄宗生病，白日梦一破帽蓝袍之士正在捕捉小鬼吞食。玄宗询问，其自称是终南进士，因相貌丑陋，应考落第，气愤难忍，触阶而亡。玄宗愕然间，疾病痊愈。于是令画家吴道子将梦中所见绘作肖像，悬之于门，以治鬼神。从此，这名称作钟馗的蓝袍之士便替代了神、郁二神，广布民间，成了新的门神形象。

　　初唐名将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之主却不是在唐朝。宋、明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市民文化生活随之丰富，民间说唱艺术、小说等大众文化异常活跃。话本小说《三教源流搜神大金》《历代神仙通鉴》中称李世民早年创立江山，杀人无度。他即位后身体不适，夜梦常有恶鬼相缠，几无宁日。太宗畏之，以告群臣。大将秦琼、尉迟恭请求夜守宫门，当夜果然相安无事。太宗大喜过望，但念二人劳累，故命画工绘二人介胄执鞭、怒目发威之像悬门侧。以后，“后世沿袭，遂亦为门神”。 （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