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辛遥（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

　　我非常喜欢吴昌硕用日式绫本创作的大写意作品，笔墨淋漓，设色大胆，是缶翁深厚的文人精神的体现，也是他对中国画的开创性贡献。

　　吴昌硕画册非常之多，将吴昌硕在绫本上的创作结集出版，据我所知是首次。以不同的绘画材料，不同的表述方式来反映中国绘画的传承与创新，对吴昌硕的绘画写意精神的发扬，无疑是具有创新意味和实践意义的雅事。

　　童衍方（西泠印社副社长）

　　这些绫本的材质很好，精密光洁，所著墨色，层层叠染、润泽有加，且年久犹新，这些作品都保留了当年日本藏家专门订购的痕迹，特制日式装裱，附藏家题署的楠木盒，可见当时日本的上流社会都以收藏吴昌硕的作品为荣。

　　吴超（吴昌硕四世孙）

　　绫本书画，正是太爷爷吴昌硕的一绝。早在晚明时期，以绫作书画的风气就已流行，诸如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张瑞图等，都好以绫本创作。

　　优质的绫本更能激发书兴，并能极为细致地体现出笔法墨迹的精髓，故而传世的明清书迹，皆以绫本为贵。太爷爷以书入画，把篆书的笔法用到作画上来，苍茫古厚，他在题画诗里曾言及：“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上世纪初，太爷爷之名逐渐传扬至日本，最能展现其笔墨功力的绫本书画，被东瀛藏家奉为至宝。历来在绫、绢等材质上作画常以工为主，但太爷爷独诣以大写意挥洒，伴以一气呵成的书法题款，气势非凡。

　　所以在这一时期，日本藏家常常不惜重金带上成卷上好的绫本，纷纷上门来预订。“文革”前我家还保留了不少当年日本藏家为专门订购画作而提供的绫卷，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不知去向了。

　　诸正昊（诸乐三重孙）

　　我知道绫本材质极难把握，稍有迟疑，则废之。故以绫质写书作画，古今作者寥寥。若能为之，则绫质与笔墨相辅相成，互相成就。板绫之上，墨彩焕发，如惊龙游蛇，浓有流水贮存，淡能见断藕牵丝。

　　唯有缶翁能在如此之多的绫本中挥洒自如，真气弥漫。我想这除了体现当时（吴昌硕作品）风靡东瀛，有着大量日本粉丝“特供”此种材质之外，更体现了缶翁的不凡功力。

　　范达明(美术评论家）

　　绫为炼熟炼制的丝织品，变色慢，耐腐蚀，绫本在材质上优于绢本。晚明以来，尊贵的黄绫往往被皇族、达官贵人中的书画家选为书画用材，由此完成的书画作品，自然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绫本书画，品质精而存世少，无疑成为藏品之贵族。而恰恰是在吴昌硕晚年的存世作品中，有较大一批属绫本之作，大部分是从日本回流国内。绫本材质不易吃墨的特性，对于作画者的才艺有更高要求。面对这些特殊要求，缶翁同样是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