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版）

　　年画的喻意

　　近年来，传统风格的杨柳青贡笺、朱仙镇门神等连续印行。这是因为一则人们已将此当做古物来把玩，二则还在于其经年不竭的喜庆气氛。

　　谐音、借代等象征喻意手法是传统年画惯用的表达方式。“金玉满堂”的尺幅上画的是一缸金鱼；一只猴子骑立马背，则叫“马上封侯”；一纸莲蓬无疑就是指“连生贵子”；“同偕到老”，画一铜鉴一双鞋；“喜从天降”，画一喜蛛正下垂；“九世同居”，为九只鹌鹑一束菊；“平升三级”，为一瓶内插三支戟，另加一笙簧管。葱代“聪”、荔代“利”、莲代“廉”、扇代“善”等等，似乎已成了传统年画的符号文字，约定俗成，心领神会。

　　中国的吉祥喻意模式源于秦汉，发育于唐宋，成熟于明清。人们期望改变现状，寄希望于时来运转，于是便有了“三阳开泰”（太阳和三只羊）、“年年大吉”（两条鲶鱼和一只桔子）、“大富大贵”（牡丹花）、“绫罗伞盖，花冠羽裳”（车轮、海螺、伞、华盖、花朵、宝瓶、双鱼、盘长）等图式。为宦者则祈求“官上加官”（公鸡和鸡冠花），对子女则要求“三纲五常”（五人正品尝三缸酒）、“连中三元”（荔枝、桂圆、核桃）。传统年画所蕴藏的内容远比此丰富。这种寄托于未来的祈福纳祥、驱邪避灾愿望，在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春节时分显得格外强烈。大凡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帝王将相、后妃公主、渔翁樵夫、才子佳人、剑客义士，在民间年画中几乎无所不容。据悉，尚存的这类题材的年画仍有百种之多。

　　文人画抒心臆者多，吟山水者多，颂圣贤者多；而年画这种来自民间的通俗艺术，则始终遵循着大众的喜好，倾吐方式较之前者更为直接、洗炼。年画产地遍布南北，它更多地记载了各地的乡俗民俚，其价值无异于绘画中的方志。

　　《九九消寒图》《二十四节气图》《春牛图》等年画无疑体现了传统年画的实用功效。除此之外，还有“消消气”，这是除夕儿童消夜时的一种玩具，还有“缸鱼”，此画专贴于水缸旁，水动鱼游，水静鱼浮，还有山西晋南一带流行的“拂尘纸”，福州等地寺庙所用“功德纸”、西北地区的“格景”等等。中国民间独特的审美情趣，使年画之外还产生了诸如炕围、窗花、灯谜、栅门画等等的准年画。

　　如此丰富的题材，还得力于不断变化着的选题。宋明之时，理学为宗，“孝行图”是当时绘制的热点。光绪末年，天津杨柳青印刻了一批“女子爱国”“劝办学堂”“满汉平等”等宣扬爱国御侮、发奋图强，鼓吹维新自救的改良画样。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称帝，如此，激起了全国的反对，其被迫于翌年3月又宣布取消帝制。此间，杨柳青出品了“推灯”年画，“推灯”即“推登”之意。

　　年画丰富的题材是涵盖于国人普遍的吉祥观念之内的，而其实用功效又将这种表达拓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求吉祥是年画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喻意却是它的表现。

　　新年画运动

　　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即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11月27日，《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发表。“指示”中说：“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在封建统治下，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文艺形式从事文艺普及运动以后，各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改造旧年画用以传播人民民主思想的工作已获得相当的成绩，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

　　“指示”一经发布，各地文教机关、各美术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开始创作与出版工作。至1950年初已有26个地区的200多位画家创作了412种新年画，发行700万张。全国美协还筹划了新年画展览，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并于1950年春节由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与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3月2日，又在中央美院召开了有关新年画的座谈会。

　　在此情形下，新老画家便一拥而上投入进这一领域的创作来，无论是国画家、版画家，还是油画家、漫画家。此时，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被抽象成了“土洋之争”，被贴上了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标签。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画曾被认为是封建的、传统的、脱离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没落艺术，它不像版画那样具有战斗性、革命性，不像年画、连环画那样具有大众性、普及性，不像油画那样能迅速倒向苏联的学院派绘画，并取得了合法性，所以当时国画家们转向年画创作者为多，直至1957年5月各地开始成立国画院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而此时解放区过来的那批画家一马当先，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一办法也只能是专业的年画创作队伍组建之前的权宜之计。

　　年画存在的土壤有赖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使群众喜欢之，年画便须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时代的鲜活主题，同时还须有一部分热爱它的人为之献身。只有这样，这门艺术瑰宝才能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