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与文人的不解之缘
■何光锐(福建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羣石之长”。930多年前,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往湖北黄州,担任一个类似于武装部副部长的闲职,他那颗如同孩童般无邪的“文心”,让他刚到黄州不久就在江岸发现了这种“温莹如玉”的黄州石。
苏东坡创造了用盆水养石的方法,还选出一枚有“虎豹首”纹理的,来当这两百多颗石头的“首长”,真是好玩极了!他还为此写了一篇笔记和另一篇玩石心得《怪石供》。在《怪石供》里他坦白道:“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或以饼饵易之”,原来他用糕饼跟在江边游泳的当地小孩换石头。后来,庐山的大和尚佛印派人到黄州看望苏东坡,苏东坡还把心爱的石头送给了佛印。
虽然苏东坡发现的黄州石很可能是接近于雨花石的硬度较高的一种玛瑙石,而非寿山、青田之类的叶腊石,但他对石头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好,在石头上寄托的文人情怀,以及从收集、交换、把玩、养护,到品评、取名、撰文、馈赠,与后世寿山石热兴起之后,文人们对待石头的态度和行为如出一辙。
苏东坡的好朋友,“米颠拜石”这个著名典故中的米芾,只要见到心仪的石头,“辄呼曰‘石丈’”,当时被传为笑谈。有人当面问他关于“拜石”这回事,这家伙慢悠悠地回答道:“我哪有拜呀,只是朝石头作个揖罢了”。当然,受到米芾如此礼遇的石头,应该是那种尺寸较大的雅石、供石。究竟他有没有跟苏东坡一起收藏那些可以放在掌心或案头的美石,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确定的是,苏东坡、米芾这批文人书画家,是中国美术史上“文人画”的真正倡导者,他们改变了北宋以前画师很少在画面上落款的传统,不但大大方方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用优美的书法题上诗文,借以抒发情感或者对于艺术的看法,最后还要钤盖上属于自己的印章。他们创作出满意的印稿,却只能交给工匠,制作于铜、玉等材质上。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像寿山石这样可以拿起刻刀自由表达的材料。
然而,寿山石与文人的相遇,是必然的,或者说是注定的。需要等待的,只是缘分的到来。
进入文人房间的历史契机
黄宾虹在《古印概论》中说:“寿山石发明于元明之间,最初有寺僧见其石有五色,晶莹如玉,琢为牟尼珠串,云游四方。好事者以其可锓可刻,用以制印。”这些“好事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一个文人和书画家的群体。他们与寿山石的“惊鸿一瞥”,实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机缘,篆刻艺术由此再获生机,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明清流派印也由此发轫。因而,印章是寿山石的文化源头,寿山石雕的本质,是服务于文人、为文人所欣赏、乃至文人参与其中的“文人化”的艺术。
据传,第一个用石头刻印的人,是元末著名书画家、诗人王冕。明初刘绩《霏雪录》云:“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这里提到“花药石”就是花乳石,产于浙江天台山,亦名花蕊石,色如硫磺,中有淡白点,可入药。而“山农”就是雅号“煮石山农”的王冕。另一位明代人郎瑛《七修类稿·时文石刻图书起》的一条记载可以与此相印证:“图书,古人皆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
一个文人隐士的偶然举动,引起了中国印文化史上最关键的材质革命。石印的出现,让文人可以直接在印石上书写、镌刻,印文上充溢着文人的气息,篆法、书法、章法、刀法,各个“坐标”的维度伸展开来,真正意义上的具备艺术家独立风格的“篆刻艺术”随之出现。到了明代,特别是流派印鼻祖文彭之后,文人书画家自己用“图章石”治印,已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当时,有的书画家在外访或雅集场合即兴创作后没有印章可用时,甚至会讨来一方印石现场奏刀。
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想,当中国篆刻史进入的“石章时代”后,既鲜丽通灵,又“软而易攻”的寿山石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材料,从而进入文化的房间,并且打开了一片崭新而璀璨的文化视野。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篆刻史上很著名的一方印章。皖派宗师邓石如在边款上自述道:“一顽石耳。癸卯菊月客京口,寓楼无事,秋多淑怀,乃命童子置火具,安斯石于洪炉。顷之石出,幻如赤壁之图,恍若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噫!化工之巧也如斯夫。兰泉居士吾友也,节《赤壁赋》八字,篆于石赠之……”原来,这件旷代名作的灵感,竟然来自“顽石”上幻出的纹理。然而,也只有在邓石如这样的文人的眼中,才可能发现“赤壁之图”,才可能“恍若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美的根源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一双审美的眼睛。
从这件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石材的自然之美,与篆刻的人文之美,造化天工与文心文眼,是如何产生“化学反应”,如何细腻微妙地互动与交融。印面章法的大疏大密、大开大合,令人联想到“赤壁之游”清旷浩淼的意境。包括在边款的处理上,邓石如还别出心裁地让文字延伸三面,上方对齐,下方依纹理随形而下,犹如断岸悬崖上的壁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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