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主持人窦文涛提到了一个说法：凡是菜做得好吃的国度往往盛产画家，而烹调不佳的地方则基本上出不了好画家，前者如法国和意大利，后者则以英国和德国最有代表性。那期节目具体讨论什么问题记不起来了，倒是这个有趣的说法让笔者回味了很久。

　　一道菜的滋味究竟美不美，这是由舌尖直达心头的事情，完全属于感性范围，跟理性搭不上边。笼统而言，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似乎更“感性”些，也更放松一些；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向来以逻辑思维见长，显得更为严谨克制。那么，莫非由于个性上的这点偏差，导致了德国人做菜与作画都不如法国人？

　　做菜、作画是艺术，写诗也是艺术。关于写诗，中国古人有个著名的观点——“诗有别才，非关学问”。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南宋的严羽，原话是这样的：“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氏还拿了韩愈和孟浩然两个人作比较，韩愈的学问比孟浩然大得多，但是写诗写不过孟浩然，这说明写诗靠的是一种特殊的才华，跟学问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看法历代不断有人投赞成票。清人袁枚讲得很绝对，“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很显然，这位“性灵派”的旗手已经把写诗当作一部分拥有“别才”的人的专利：如果你不是那块料，注定徒劳无益，白干一场。

　　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演绎。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引用了别人的两句诗，一句是“读书久觉诗思涩”，另一句是“学荒翻得性灵诗”。大致的意思是说，读书读得太多了，以致于写诗写不出来。而读书荒废了，反而能写出好诗来。

　　用现代的艺术理论来解释，写诗以形象思维为主，读书做学问则以逻辑思维为主，这两种思维方式虽未必互相矛盾，却一定不能相互替代。所谓“别才”，不外乎形象思维的天赋。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他的名著《艺术》一书中指出，“强健的智力和精细的敏感性往往不能兼备。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思考最勤奋的人却没有任何审美体验”。

　　字如米，文如饭，诗如酒，诗歌之高级是不必论的。然而与绘画相比，诗歌的形象思维毕竟还要以文字为媒介，经过意识之转换。而绘画之形与色，直接作用于视觉神经，纯粹乞灵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无涉。那么，套用那句话——“画有别才，非关学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在艺文领域，很难说出一句古人没有说过的话。“气韵生动”乃“六法”之首，也是中国传统绘画评价的最高准则，然而，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录》说，“气韵”“必在生知”，“得自天机、出于灵府”，因此“杨氏不能受其师，轮扁不能传其子”，言下之意，不就是“画有别才”么？更值得注意的是郭若虚的另外一句话：“……（气韵）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巧密者，技法也；岁月者，功力也。绘画的“气韵生动”，不但“非关学问”，甚至非关技法与功力。

　　这“气韵”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说成是生机，是气势，是节奏，是意蕴，归根到底，还是“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不可说”，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真的说不清楚，因为言语仍是逻辑思维，就像你把一道美味佳肴吃到了肚子里，只能告诉别人很好吃，却无法把那种复杂微妙的味觉传达给他。克莱夫·贝尔将艺术的“本质属性”归结为“有意味的形式”，的确十分精辟，但假如当时有人较起真来，追问什么叫做“有意味”？他又得从何说起呢？

　　一个有表演天赋的人，只要往台上一站，就让人觉得“有戏”。相反，一个缺乏表演天赋的人，即便当了几十年的演员，于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竭力雕琢，还是让人觉得“很假”。画画也是如此，要想做到气韵生动，“下笔有情”，也并非通过训练就能达到的，总是需要一些额外的“灵性”。

　　任何艺术都需要天赋，需要“别才”，这是没有疑义的。艺术的“别才”，乃是人性深处的一种妙有的光辉，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力量。问题在于，这所谓的“别才”，不应该成为偷懒的借口，或者护短的托词。一个人的“别才”与生俱来，9岁的时候就有了，90岁的时候还在，但它仅仅是成就艺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源自精神与情感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后天学问的滋养，技法功力的锤炼，才有可能发扬光大，否则必然流于狂花客慧、浮光掠影。这就好比小孩子的涂鸦往往有天真稚拙的趣味，齐白石的画也有天真稚拙的趣味，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清初六家”之一的恽南田说，“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今天，能够“解衣盘礴旁若无人”的画家一大把，但在他们的画面上，却往往看不到“元气”，只是一片狼藉。

　　“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信矣。“磨砖”磨不下去，不妨转行去磨豆浆。“铁”，才是有可能成“针”的。

　　但是，要磨。

　　（作者为鉴赏家、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