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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4版:论说

儒家文化对徽州木雕的影响

  徽州木雕产生的年代是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初,即元末明初到清末民初。其产生的土壤是五百里黄山脚下的徽州古邑。宋代以前,徽州之行政区划多变,宋以后才逐步形成较为稳定且完整的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区域,统辖歙、黟、绩溪、婺源、休宁、祁门六县。徽州是明清中国商界劲旅——徽商的故里,居群山环绕之中,为盆地式的自然环境,属土著山越文明,但她又是中国儒文化正统传承的典型地域,素以“程朱阙里”而引以为荣,儒家思想渗入在徽州人的思想之中,人们的宗法观念极强,名姓聚族而居。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徽州人躬身力行的最高道德规范。徽州木雕就是依托了这样的背景而成长起来的。

  徽商中有很多人“先儒后贾、亦儒亦贾”,加之科考入仕者颇多,固而形成了徽商赖以仰仗的政治势力,一度处于执江南财政之牛耳的显赫地位,明中叶至清末,徽商称雄了中国商界三百多年,这些富商巨贾为了光宗耀祖,回乡修建祠堂、宅第、书院和馆舍时往往一掷千金,徽州古民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鳞次栉比地发展起来的。由于明清时期在营建住宅上制度森严,加之山高地少的矛盾,徽商们自然不敢越礼去建造与官邸威严、宏大争雄的住宅,故而在雕刻的典雅与精神上争奇。深沉的文化背景与徽商的所谓“贾而好儒”特点是分不开的。因此,徽州木雕艺术的昌盛并不是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密不可分的。

  徽州木雕是徽派建筑的内部装饰。它依附于建筑中的梁、雀替、斗拱、门、窗、隔扇等,是微派建筑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徽商生长的文化背景使他们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渴求儒雅之士的气质与风度,故而有“贾而好儒”之风盛行。虽置身于名利场中,但却以儒学伦理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义之和处便是利”成为徽商经营之道,也使得徽商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大商帮之一。在“张贾”获利之后,徽商并没有忘记“张儒”。他们与族内宗族势力的代表人物携手,不惜投巨资为本族修宗祠、续宗谱、立族规、建社学,为维护封建宗族制度提供了物资基础。徽州木雕人物作品深人浅出地从多角度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

  “孝”道是徽州木雕常用的题材。孝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这反映在木雕上,也就有了“郭巨埋儿”、 “卧冰求鲤”、“扇枕温衾”、“鹿乳奉亲”等等作品。在讲究封建门弟和“光宗耀祖”的传统中,传宗接代也成了“孝”之最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徽州人的思想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百子图”、“百子闹元宵”、“天仙赐子”等为题材的作品,无不反映了将延嗣作为儒家伦理的生育观念。“二十四孝”的故事是传统美德的体现,是人性中最神圣的情感。因此,以“孝道”为表现主题的作品很多徽州民居木雕中就有雕刻着全本“二十四孝”的窗格心。

  忠义也是是徽州木雕的主要内容之一。忠、孝、节、义也常被联系起来表述同一种伦理原则,“孝者必贵于忠”、“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报国尽忠、奉献尽孝两者是一致的。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是强大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类似题材也成为木雕艺术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之一,如“苏武牧羊”、“岳家将”、“杨家将”、“赵子龙救孤”、“罗家将”等历史故事在木雕图案中屡见不鲜。

  徽州虽地处万山丛中,但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在长期的谋求生存发展的斗争中,徽州人深刻地体会到,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是立足社会与得到发展的关键。他们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的好事是读书,重文兴教蔚成风气。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对人的智力的开发成为悠久的传统。因而,“业儒”、“入仕”自然成为徽州木雕表现的题材之一。如:“皓首穷经”、“五子登科”、“状元及第”、“买臣负薪”、“蟾宫折桂”等。

  徽州木雕作品自然而然地打着儒文化的烙印。古代文人、商贾、工匠把原本平直结构的建筑构架注入生命要素,使之生动起来,而赋予建筑构架以文化内涵。文人的参与,商贾的财力,工匠的智慧使传统木雕再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根基。其中所展示的木雕艺术风格和诸多的雕饰手法、表达的文化寓意,至今仍历历可见过去的辉煌。传统木雕艺术再现生活的本质,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来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在艺术享受中感受到警醒和陶冶,同时又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美术报 论说 00014 儒家文化对徽州木雕的影响 2022-01-08 23603310 2 2022年01月08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