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楼“天籁阁”。项元汴的“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之人络绎不绝。许多文人书画家都曾有过造访天籁阁的经历，如苏州吴门画派的书画家族文徵明父子，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明末画坛领袖董其昌，鉴藏家詹景凤、华夏、李日华等人皆为天籁阁的座上宾，这也使得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项氏收藏为核心的文化艺术交流圈。天籁阁的出现不仅使嘉兴成为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明代末年中国书画艺术的走向，培养了仇英、董其昌等一众艺坛风云人物。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

　　一、项元汴与沈周、唐寅

　　在天籁阁所藏的明代绘画中，以“明四家”的画作居多。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集，却颇为赞赏他们的作品，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项元汴作此跋时正值二八年华，年轻的项元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中，他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项元汴年轻时就流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二、项元汴与文徵明父子

　　醉心鉴藏的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自然也不会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画、互通有无的机会。项元汴与吴门地区的书画核心文氏家族世代交好，文徵明比项元汴年长55岁，因此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算长。项元汴一生对文徵明推重有加，他一共收藏了二十多幅文徵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品也成为了项元汴文人身份的象征。例如，文徵明在耄耋之年两度为华夏作《真赏斋图》并书《真赏斋铭有叙》，为华夏立传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真赏”的鉴藏观，后来这两件作品皆由项氏继承，而“真赏者”也成为了项元汴有别于沽名钓誉之辈的一个象征。在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沈周与文徵明共同创作的书画作品《沈周画韩愈画记图》，上有文徵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一方面印证了项元汴与文徵明在书画交流上的往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徵明对这位年轻后学的看重和认可。

　　对项元汴影响更深远的当属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他们作为项元汴的艺术顾问，经常以信札的形式为项元汴提供鉴藏意见，互通有无。据《读书敏求记》记载：“项墨林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时，文嘉特意为项元汴作《寿墨林山水图》以贺。在文氏父子的影响下，项元汴的鉴赏水平逐步提升，渐渐成为江南地区文人收藏圈的核心人物，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书画爱好者加入了项元汴的交游网络。

　　三、项元汴与仇英

　　项元汴与仇英相识于青年时期，仇英比项元汴年长27岁。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著录了仇英的《沧溪图》，卷称项元汴“馆饩仇氏十余年”。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深厚。项元汴不仅将仇英奉为上宾，给予丰厚的待遇，还提供了大量南宋画院以及元代的绘画真迹供其临摹，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仇英的临摹水平以及绘画风格的形成。如项元汴曾藏有宋《司马光独乐园图》，董其昌《昼锦堂图》画题云：“宋人有《温公独乐园图》，仇实父有摹本，盖画院界画楼台。”仇英的《独乐园图》笔法精炼独到，设色明净秀丽，构图疏密有致，既将亭台楼阁刻画得精妙入神，又传达出“一箪食，一瓢饮”的人生意境，成为天籁阁的重要藏品之一。同时，仇英也为项元汴临摹或创作了许多清丽俊逸、造微入妙的画作，如仇英《水仙腊梅图》一轴便题有：“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的款识。此外，被誉为“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汉宫春晓图》曾经也是天籁阁的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是仇英的得意之作，项元汴在拖尾处标有“子孙永保价值二百金”，这在当时属于极高的价格，足见仇英在明末收藏界的地位。 （下转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