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31日，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恢复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断的书画鉴定工作。作为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和组员（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一道，对全国25个省、市的208家各大博物馆、文物商店及其他文物收藏单位的十余万件书画进行鉴定。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

　　早在1927年，谢稚柳便在南京见过巨然的《秋山问道图》。20世纪30年代，他又陆续见了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李成、郭熙及王蒙的山水画等。40年代中期，他有幸看到了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赵幹的《江行初雪图》。1949年回到上海，谢稚柳开始从事古书画鉴定研究工作，并着手整理自己的美术史研究和美术创作理论。

　　1957年，《水墨画》一书出版。本书以水墨这一特殊材质为界定，考证水墨画的确立，论证从唐至清的山水、人物、花竹禽兽等科目的师承和风格流变。

　　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谢稚柳将自己对传统绘画独到的欣赏方式，用于分析历代画家的笔墨风格和流派。他写道：“笔法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要配合到描绘的对象，笔的运用，就很复杂而需要变化。需要粗的、细的、阔的、狭的、横的、竖的、劲挺的与柔和的各种不同的变化。从个别的到总体的，所谓一切的技法，来适应各种不同的形态。因此，这些笔势，就不能说这一种对和那一种不对，这一种好和那一种不好，它只要能配合所描绘的形象，使它有神情，有精妙的艺术气氛。”

　　同时，凭借鉴定凤毛麟角但真实可据的上古传世作品，谢稚柳避开了画史上大量以讹传讹的文献陷阱，厘清了传统画史由古至今的发展路线，从而跨越了为笔墨而笔墨的近代画学，力探笔墨从无到有的水墨画源头，并进一步探究在水墨画世界之外同样具有丰富内涵，而在元代以后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淡忘的中国着色画传统。

　　尤其是，他在史料奇缺的唐至宋元的画史上理顺了几条主线，如由娄睿墓的发掘梳理出北齐到隋的画风演变；由整理敦煌绘画而得出唐人卷轴的画风；对比王诜和郭熙的风格，明确作为北宋画坛主流的李成画风及李郭山水派的变迁；从燕文贵的风格特色到王蒙笔法的由来；从南宋扬补之等人的梅竹到元人水墨花卉画风的形成。

　　这些观点都在《水墨画》一书中得到呈现。如同在画坛上重振唐宋画风一样，在唐至宋元的绘画史研究上，谢稚柳的成果极具建设性。研究这段时期绘画的人，至今无法完全逸出主要由他修定的画史脉络。

　　这也是为什么，谢稚柳在《水墨画》一书中对画史诸家的论述仅仅止于康熙时期，而对乾隆以后的一概避而不谈。从画史看，清初六家之后的绘画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正如他在《中国水墨画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所说：“过去，我谈水墨画，记得是谈到康熙时期为止，没有提到乾隆，没有谈到‘扬州八怪’。严格地说起来，中国的绘画到了历史上的‘扬州八怪’，是一个低落的时代，并且低落得是很厉害。……本来中国画讲究的是前进，讲究发展，不是墨守成规。然而到了康、乾时代，这些作家对笔、墨的发展全不讲究，而况有些人实在只是‘扯’两下子的玩意儿而已，远不是一个内行的专业作家。”

　　2022年是谢稚柳先生诞辰112周年，距《水墨画》首次出版已有6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全新彩色插图版《水墨画》。此版以1957年版为底本修订，增补陈佩秋所写序言，更首次收录谢稚柳三篇画史论文《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唐宋绘画论一书源流》《从扬补之〈四梅花图〉、宋人〈百花图〉论宋元之间水墨花卉画的传统关系》《中国水墨画的起源和发展》，并经谢定伟先生审定，完整呈现谢氏的绘画研究。

　　谢稚柳是中国艺坛罕见的集鉴定家、书画家、史论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且与一般的书画家、鉴定家、史论家不同，他不是单纯地为书画而书画、为鉴定而鉴定、为史论而史论，而是将三者融为一体。因此，此书不仅止于是一部画史著述，而且还是一部鉴定著述，一部技法著述。（参考文献：［1］汤哲明·略论谢稚柳绘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书画，2019〈第4期〉；［2］朱万章·谢稚柳研究三题［J］。东方收藏，2015〈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