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形象是被虚构出来的，在不同动物中各取一部分，如蛇身、鱼鳞、牛头、鹿角、虾须、鹰爪等，拼凑组合成了龙。早先龙的形象，有其历史演变过程，起初的龙更像是长有麟爪的类似蜥蜴、恐龙、鳄鱼之类的兽，但却被赋予龙的称呼。考古学界已经将龙的起源追溯至一万年前，如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中的“鱼尾鹿龙”；相继者还有鱼龙、牛龙、鸟龙、猪龙等形象，如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不同的龙的形象，反映了先民对自然世界观察和认识的不同。后世有相对固定形体特征的龙的形象，出现时间较晚；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村发掘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墓主人的东西两侧有用蚌壳摆塑成的龙、虎形象，这与后世龙的形象比较接近。

　　河南濮阳西水坡村的蚌壳摆塑龙，最早是被作为美术作品欣赏的。但结合着湖北随州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漆箱上的天象图、箱盖面上龙虎围绕着北斗的图案，就会发现需要将蚌壳摆塑的龙放置到原初的语境中，解读其天地空间方位的观念：天文意义上的星象与地理意义上的四方；而且，其背后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龙原初的含义是龙星。传统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宫，东宫七宿为苍龙，包含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七宿勾连后形象似龙。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言：“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幽明、细巨、短长、登天、潜渊即人们对苍龙星宿回天运转周期的观测。而作为“鳞虫之长”的龙，反而是后来人们在天文星宿体系之外的想象与加工了。

　　先哲对天文规律的观察与掌握，将对天体运行有序与变化的认识建构起时空的概念，如四时与四方。西汉的《淮南子·地形训》中以方色命名四时龙星的位置：东陆主春为“青龙”，南陆主夏为“赤龙”，夏秋之际为“黄龙”，西陆主秋为“白龙”，北陆主冬为“玄龙”，这受到了五行的影响，是对早期龙专指天象中的东宫苍龙的地理方位与天文四时的分化。河南濮阳西水坡村遗址中的龙虎摆塑、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漆箱上的龙虎图案都标示出了东西的方位概念，而东西方位的背后则又暗含着对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天文气象的节气认识。

合礼仪与人文

　　天文对应地理，为古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人事运作、战争攻伐、权利建构等提供了规则的参照。当苍龙七宿的天文认识，下沉为东方这一地理概念时，天文的意义逐渐消隐，甚至还会与占星术、阴阳五行等紧密结合，通过礼仪的外在形式呈现出来，天文学的科学属性逐渐转化为浓重的人文属性。

　　与龙有关的时空文化，一类是“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指示方位的东西南北，也是四方的守护之神。如大量的“四神”瓦当、画像砖等。另一类是十二生肖，如十二生肖线刻画、十二生肖俑等；十二生肖各具文化内涵，它们首尾相接，在时间上循环不断，承载着人们对繁衍生息、不断传承的美好愿望的寄寓；龙是十二生肖中人们喜爱有加的属相，在新出生人口连年下降的当下，有专家预测2024甲辰龙年新出生人口将会有小幅度的增加。

　　与龙有关的绘画艺术创造，因为龙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又多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高水平的绘画作品并不多。相传楚国人叶公好龙，钩、凿、雕、写龙，应该是最早的执着于创作龙的“专家”；三国吴国的曹不兴图绘赤龙，放置水上而云雾雨下；南朝梁张僧繇画龙点睛，龙破壁而飞。可惜，他们的艺术创造都没有留存下来，“龙头”“画龙点睛”的记录为后人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今天保留下来的画龙的代表作品有南宋陈容的《九龙图》，九龙形态各异，生动传神。

　　与龙有关的工艺美术作品相对较多，龙大多作为装饰纹样。如陶瓷上的龙纹图案，或是浮雕，或是涂绘；山西平遥、大同以及北京等地保留有明清时期的九龙壁；北宋宋徽宗有双龙印章，其草书作品《千字文》用纸有勾金龙纹。

　　与龙有关的工艺装饰，与其说是装饰审美的体现，毋宁说是身份尊显的象征。龙的形象的出现，有浓浓的礼仪色彩。尤其是在皇家礼制中，龙的形象与图案更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清代龙、爪的数量有明确的、不可僭越的限制。

　　龙的神性、潜隐与绘画所要求的形象描绘之间是比较难以兼顾的。而龙作为帝王身份的象征，其礼制与等级的规定更增添了形象的神秘色彩，而神秘色彩又恰恰是龙这种动物及其文化内涵的无穷魅力所在。何谓龙、龙是什么样子、龙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龙在人们的心中。

　　龙的含义是多样的，如星象（龙宿）、神祇（引魂）、方位神（东方）、自然神（雨神）、皇权（龙袍）、吉祥（龙凤）等，龙的图像是丰富多彩的，龙的形象表现是多样化的，可以透过它们管窥出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发展，期待有图像、艺术、思想与文化的更深、更广、更多视角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