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敏先生早年转益多师，求学之路异常丰富。他上过私塾、新式学堂，念过刘海粟的上海美专西画系。在上海美专期间，还得到俞剑华在美术史研究上的指导以及汪声远在国画创作上的启发。美专毕业后，他北上游学，就读于北平艺专徐悲鸿的研究生班，同时旁听北大历史系唐兰等人的课程。在北平期间，正式拜师黄宾虹，并于解放前后，与宾师分别受聘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协助宾师直至其去世。他一生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与20世纪国内重要的书画家、历史学家以及国际上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几乎都有过交往和接触，并结下深厚的文墨缘。他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同学木心在他名字上添加笔画，给他起了个田宿繁别名，想不到这个别名有趣地预示了他躬耕不辍、硕果累累的一生。

　　那场浩劫期间，美院景云村里的老教授们噤若寒蝉，王先生与诸老仍时有往来，相互安慰。风暴过后，一片哀鸿，他曾作诗悲悼潘天翁云：“笔似金刚杵，心如天地宽。画师今不见，极迹在人间。”又曾画璞石三块，以石之淳朴，赞颂诸乐三先生的仁厚师德。他与沙孟翁的缘谊始于浙江图书馆。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在那儿借同样的书，常在同一借书卡上签字，名字熟悉了，终于有一天在图书馆碰面，结为忘年交。他敬重沙孟翁的人品、学问和艺术，每逢沙老重要寿辰，便作诗庆贺，平素也多有往来请益。在他前三部美术史，即《中国版画史》、《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美术通史》相继出版后，沙老深感钦佩，书赠“三史罕人王伯敏”，以表赞誉。

　　画画对于王先生来说虽然是余事，但每落笔便有佳趣。特别是进入耄耋之年后，深醇的学养，使他的笔墨越来越有精神，这也印证了“人书俱老”以及“积学鸿儒必具神秀”的传统功夫论说。他晚年所画山水竹石，总有一种清奇、朴拙、老辣、苍秀、矍铄和陶然忘机之感，富含禅味与禅趣。这种禅意之美，体现在布局立意上，往往是不求整饬、随机而发，擅留画眼、虚实洞明，凝神蓄势、气息贯通，似近犹远、意达八荒；体现在笔墨色彩上，则有不齐而齐、任运自然，老笔苍苍、磊落清奇，墨有亮墨、水墨氤氲，墨彩熠熠、极古而新等特点。很显然，他继承了黄宾翁衣钵，又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在长期的探索中，他不断深入黄宾翁“内美”堂奥，食髓知味、取精用弘，挥毫时稳健老辣、烟霞满纸，很少会出现僵局。面对十几年几十年前的旧作，他捡起一支秃笔，稍加思索便放手点笃，经过一番收拾后，旧画瞬间变得神采焕然。

　　画中的禅味与禅趣，有赖于他独特的画法。具体来说：一是擅用宿墨，此墨漆黑浓稠，由松烟古墨调制而成，用时惜如明珠，只点笃在关隘处，以便干后成“亮墨”，起到提神醒目的作用，从而将此极墨发挥到极致；二是擅于赋彩，除了擅用淡彩以得清韵外，还经常用石青、石绿、朱砂与白粉调成浓彩，罩盖或点笃在山峦幽壑处，以增强画面的烟岚和苍雄之气；三是妙用水法，他在黄宾翁“五笔七墨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水九法”，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水法”提升到与“笔法”“墨法”相并列的地位。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山水之作，以渴笔使其苍；以淡彩使其丽；以渍墨使其秀；以凝水使其清；以铺水使其润，五者之成，要不断实践。”又说，作画要“五到”，即笔到、墨到、水到、意到、神到，只有这五者皆到，才有可能达到水墨神化的境地。

　　王伯敏在画法上的精湛造诣，与他在理论上的觉悟分不开。长期深入的画史研究以及虹庐艺术的熏陶，加上质朴而敏悟的天资，使他养成了超然物外的艺术旨趣。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与赵朴初、林散之诸老的诗词唱和中，多次谈到了禅画画禅问题，从中得到相互启发。也就在那个时期，他所作的许多论画诗，如“麝墨浓如漆，狼毫力似针；无妨怜白水，渴笔长精神。”“金石千年寿，诗书百世传。挥毫重磊落，点染莫求全。”“莫计毫端拙，但怜画有情。丈人求画趣，画趣出天真。”“吾道心存拙，不以小巧荣。一钱老松墨，写出万山情。”等等，既涉及笔墨、色彩、章法等画法问题，又包含不齐而齐、宁拙勿巧、返璞归真等美学观。这些审美和创作观念的形成，无疑也推动了他的书画实践，使他在心手相适的过程中，实现艺术上的蜕变。

　　长期以来，王先生日耕夜作，养成了品茶夜坐习惯。他把夜坐列在不同时期的日课中，作为实现自我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70岁作的《生日自况》里写道：“作画著书鬓未斑，煮茶夜坐自安闲。而今犹幸如松健，昨日又登齐鲁山。”稍后又在《雪夜煮茶》中写道：“入冬夜坐煮清茶，风雪炉边画梅花。若使饮茶人不醉，为何老树万枝斜。”夜坐如同佛家禅定，一直让他有安然精进的感觉，对于他在静境中体悟禅机，获得空寂清妙的画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系中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