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多次讲过，中国画合心目、通内外，合一三用，是一个综合之体。“综合”，融合的意思。古人谓“一体”“全体”，熊十力先生称“浑全”。内（心，包括性、情、智慧与志、意）与外（目之所对，自然），既分又通，摄外会心，即返内，而后得有“三”用。“三”是非物非心、亦物亦心，一种超越性的或者说精神性与客观性合一的创造。由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人生论不分的特点，它的理想，是合美与真、善为一体。

　　去年读《瓯香馆画跋》，过去有随便看过，而实先得我心的一段话：

　　文徵仲述古云：“看吴仲圭画，当于密处求疏；看倪云林画，当于疏处求密。”家香山翁每爱此语，尝谓：“此古人眼光砾破四天下处。”余则更进而反之曰：“须疏处用疏，密处加密，合两公神趣而参取之，则两公参用合一之元微也。”

　　中国画的“元微”

　　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广义地说，绘画也是语言。中国画的元微，一是象形文字和中国语言，一是《易经》或《周易》哲学。上世纪20至40年代和8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学者们有过热烈的讨论。本文牵涉到的，不过采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少数注出作者及篇名，或仅加引号，这是先要说明的。

　　一、象形文字·形象语言

　　象形文字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庞朴先生对言、象、意曾有精深的论述：“凡言固有义，同时也有象……音象和形象，合力表达语言（文字）之义（意），从而使义也象化了。”（庞朴《原象》）而“象”的存在，不仅存在于动态的言中（语音、语调），伴随于动态的言时（表情、动作），而且存在于固化的言即文字中（象形文字）；乃至存在于默中，即不言、无言之时，也就是言外”（庞朴《原象》）。中国画之写“形”，正是写“象”，它所表达的神、意、情的蕴涵，就存在于形象的呈现，存在于形象之外（“意在象外”“象外之象”）。

　　中国语言，成中英先生对比西方的“声音语言”，直称之为“形象语言”。他说“声音语言显示了主客关系的断裂，并且保持着一种远距离的作用……这就产生了理性，“理性要找寻客体世界……把客体固定起来独立于主体之外”。而“形象语言所表达的主客观关系、主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没有分开”，“由于对自然现象有亲切的掌握，因此对自然事物都不愿加以否定，把它们都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每个现象都包含着多重含义，意义来自现象本身的变化，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主客体相交的后果”。（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思维两极融合、“通”而“不隔”的特征，是整体思维和关系思维，而不是西方“一切的二分”那种“具体”“机械”的思维方法。

　　“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是对空间中显现的事物的模拟与掌握……容易导向形象的具体内在，也就是《易经》哲学。”（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易》道是中国画的基础。

　　二、《易》道

　　“中国哲学的最根本、最原始的祖先乃是《易经》”（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现在习称的《易经》或《周易》，包括八卦、六十四卦本经和《易传》，从卜筮之书升华为讲哲理的典籍。“《易经》是中国人经验最原初的模型”。“八卦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形象，而是彼此相关的形象，构成整体”，“八卦系统……产生了形象化思维，以及形象化思维所表现的宇宙图像……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精神活动是宇宙结构的一种内在显示”。《系辞》：“《易》者，象也。”“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王夫之说：“举《易》而皆象。”“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王夫之《周易外传》）《易经》是符号与语言的结合体， “语言与思维相结合的最完整的系统”。

　　《四库全书总目》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它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人生理想论，对后世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易经》对画学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天人合一”这个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流行”“对待”“时中”的典型思想。

　　关于“天人合一”，前辈学者论之已详，这里摘录两三段，以明画学渊源。

　　中国哲学不重区分……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其宇宙论与人生论，实分而不分。（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西洋哲学讲天人对立，于是注重克服自然；中国哲学讲天人相通或相类，于是注重天人调协。实际上天人本为一体。虽本为一体，而其间却有对待。虽有对待，又不失为一体，天与人乃对待而合一。（张岱年著《中国哲学概论》稿本第二编第二章）

　　中国思想却杂有全体主义之姿势，中国思想始终不离乎“天”这个观念。天是指全宇宙或自然界全体，而人却包括在内。（张东荪《人性与人格》）

　　因此“天”“人”两概念不是对立的……天人问题乃只是等于西方哲学上的个体对于全体之关系之问题……中国关于天人之间的问题亦有种种不同的解答，然而无论如何， 全体总是包括部分，所以天总是在人之上的。这便和西方思想上自然与人之对立颇有不同。（张东荪《人性与人格》）

　　以上关于象形文字、形象语言和《易经》哲理的极简单引述，可以说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或态度上的差异：西方人以“二分”为根基，把现象与本质（本体），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事，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知与行，内容与形式，真与善，分得很清楚，两极分化，并且对立起来。可以说，是“分析”、对立、斗争的态度。绘画上如再现与表现，具象与抽象，美学理论如感情移入，结构主义乃至“造型艺术”说等，都是建立在“二分”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人则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追求“两端相涵所以得中”的主客圆融的境界，可以说是“综合”、对待（对待包括对立，但似乎不等于对立）、相生相成，强调“和谐”的态度。西方人注重“个体”，也讲“整体”，但它的“整体”是“具体”或“个体”的整体性。中国人是一种“综合”的整体观，偏重个体在整体的位置，偏重动态关系即变化。

　　中国人的“综合”思维方式，具有多样性与模糊性，意向性或内向性与积聚性、多层次性，整体性与关系性、直观性，求同性与稳定性等特点或偏向。这些思维偏向直接影响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和价值判断。这里只从五个方面略谈自己的认识。（全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