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文物问题引发的社会讨论不断，如安徽芜湖博物馆象牙雕刻的发霉、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图》的转卖流失、浙江绍兴柯桥区博物馆青铜剑登记与展示的不符等等。其实，这仅仅是文博系统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冰山一角。文物承载着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既关乎着公众对过往的认知，又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文化品格的塑造。在当下环境中，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首先推动文物信息的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并逐步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

　　正视难题：文物信息全面公开面临的各种难题

　　文物信息的全面公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度，这些难题需要正视。首先是文物数量庞大，信息收集困难。除了已有的展陈文物外，还有很多文物放置在仓库中未能清点，另有一些因维护措施不当、受损加剧而不便登记；此外，有一些可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真伪鉴定。同时，全面公开文物信息的前期工作颇为耗时、耗力、耗财，文博单位自身的力量可能不足。当然，更有为数不少的文博机构都有难以明说的文物乱账，一旦公布必定会招来口诛笔伐，不公开信息是以逃避责任为目的的自我保护，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尽快专门清理。

　　新时期对文物信息的收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给出一定的探索时间和容错空间，以寻求更为高效、合理的方式。文物信息的收集并非仅仅拍照上传那么简单，对那些脆弱的纸、绢质材料的文物而言，打开、拍照的过程就是一次损坏的过程；对那些笨重的石质文物而言，挪动搬迁又暗含着损毁的潜在风险。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统计的信息增多，如材质检测、三维扫描等，最好能与病虫害防治、文物修复、展陈设计及考古报告、学术研究等同步展开。这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与联合行动，以让文物的损耗指数和概率降到最低。

　　当务之急：全面公开文物信息以引入社会监督力量

　　当下文物诸问题多是由民众率先发现并通过媒体曝光，然后迫使文博机构及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出面回应并做出解释。民众与媒体已然成为“监视”文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可不说，这与近年来的各种博物馆热及文物“出圈”直接有关，加之各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达与信息化的快速传播，隐藏已久的文物问题才得以逐渐暴露。

　　调动民众与媒体的监督力量，需要保证民众和媒体有查阅文物信息的知情权，因为只有全面公开文物信息才能让民众与媒体的监督“有米可炊”。这实在是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力量又远为不足的当下的无奈之举。不公布就意味着监管、监督的无效，尤其是库房内那些尚未公布、不曾展出的文物，除了少数内部人员外，它们的毁坏、被盗、转卖等都是无人知晓的事，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笔无头无尾的乱账。

　　虽然文物信息的全面公开面临着各种困难，但仍可以做到分门别类的全部公开。如，对已有信息公布的重要馆藏文物、一级文物，在合适的机会进一步增补其他信息；对那些脆弱的、暂时不能详细统计信息的文物，公开相关档案登记、现存状况的文字和基本的影像记录。最终形成可供查阅的各级博物馆、文博系统的文物数据档案库，以及无死角的电子监控，并在民众、媒体等社会各界力量的监督下，首先杜绝毁灭、失窃、倒卖等导致文物“消失”的情形。

　　内外兼修：从外部监督到内部监管机制的完善

　　以文物信息的全面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为契机，国家及文博系统应在先前文物普查基础上继续推进文物信息的不断公布，并推动文物在鉴定、征集、馆藏、展览、保护、研究等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制度、流程的完善。

　　让民众与媒体发挥监督作用虽然成效很大，但其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文物行业内的复杂标准与细化程度，绝非行业外的民众与媒体所能准确把握的；民众与媒体所能发现的大多是外在的、表面的问题，而无法给出病理的分析判断与解决问题的路径。所以说，外在的监督力量固然不可或缺，但内在的监管机制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文物、法律、考古、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等各学科行业专家的才智，尤其是优化文物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以及做好重要案例的示范作用。有效推动博物馆的改革，摒弃视文物为宝贝秘不示人的心态，以宽广的胸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的姿态，建立馆藏、保护、展览等文博系统良性发展的生态，积极融入社会并推动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千姿百态。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