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鹏 位居“庙堂”的书坛“隐者”

　　2005年是一个多事之年，沈鹏先生于今年的这个冬天，结束了他长达两届的书协主席任职。沈鹏离任不值得探讨，值得探讨的是，他在任期内对中国书协及中国书坛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刘正成，还是刘炳森、张飙，沈鹏都无法与之比肩。在这个混乱而浮躁的书坛，他更像是一个超然于事外的隐者，每遇重大事件，既不能闻其声，又不能见其人。所谓“大隐隐于市”即是如此。这就是沈鹏先生的睿智与豁达之处。或许这与其与世无争、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龌龊书坛，不去参与争名夺利，就已经是高人了。这倒不是说沈鹏于当代书坛无甚影响，而是言其避其要害、不与争锋的智者心态。

　　当代书坛，无论从书法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说，沈鹏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要对沈鹏先生进行综合性的评价与概括，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其书法创作成就。沈鹏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对草书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一点，当代中国能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当然，当代中国整体的草书创作成就本来就不高，而在这个总体不高的总体创作水平上，沈鹏能一枝独秀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论艺术水准，沈鹏草书对传统汲取较深，能综合取法诸家，碑帖互参，而且沈鹏作草而能带有浓重的碑味和隶书笔法，食古而能化，这是其创造性所在。但是在我看来，其创造性程度不够，对线条的锤炼不够，对草书艺术水准的把握还不够，这也是草书艺术的困难之处。纵向比，沈鹏草书当然不及林散之、王蘧常，更无法与于右任比肩；横向比，沈鹏草书似乎可领时代潮流，嘎嘎独造，当然，若再往后走，也未必如此，因为，当代中国书坛，还生长着一批极有才华、极有艺术天赋的青年俊彦，若假以时日，他们在技法上能超越老一辈书家也未可知。

　　二是其书法活动及书法贡献。若论对书协的功劳与贡献，从纵向上看，其功稍逊于舒同、陆石、周而复，从横向上看，其功不若刘正成。但是沈鹏作为中国书协主席，同样也为中国书协及中国书法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与刘正成先生及书协其他同仁一道，共同操办了八届全国展、七届中青展，还有新人展、二十一世纪书法大展以及由中国书协主办或挂名的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展览。有劳亦有功，即使无功，也应有劳。当代书法展览能蓬勃发展，与沈鹏先生之倡导与推动密不可分；二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书法交流，推动中国书法输出；三是启动中国书法“兰亭奖”，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四是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堪称大手笔。

　　三是其书法学术造诣。若论学术造诣，其功远在刘炳森、张旭光等人之上，在陈振濂、邱振中等人之下。论编辑出版，除了刘正成、程大利之外，我倒觉得其功劳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主持编撰的500多种书刊，其中一些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故宫博物院藏画》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美术全集.宋金元卷》获中国图书奖。沈鹏是一个通才型的艺术界领导人物，其对书法、文学、新闻、编辑、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足，但总体着力皆不深。所以，总体上，我更倾向于将沈鹏定位于一位书法家、编辑家。但是，沈鹏先生在书画领域所接受的专门学术训练似乎并不够，而且其在书画领域的学术专著比较少。当然，评价一个人的学术造诣，有无学术专著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看其著作本身的学术含量，比如宗白华先生也就只有那么几本薄薄的散记，但是，你不能否认宗白华那几本散记确实是有学术影响力的。而我们再来看一看沈鹏先生的几本书：《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三余吟草》等。这几本书，先抛开学术价值不谈，单从知名度来说，恐怕当今书坛及书法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能有较深刻的印象吧。

　　另外就是对其社会地位与名誉的评价。有人将其定位为美术评论家、书法活动家、诗人，这值得商榷。什么是美术评论家？美术评论家是在美术史论、美术理论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作为一名美术评论家，不但要具备较高的美术审美修养，而且还要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学术贡献，至少要有一定的美术学术专著出版，在这一点上，沈鹏是无法和美术领域的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相比的。翻遍几乎所有的沈鹏先生的著作，我们都无法找到其在美术理论方面的专著，所以，笼统地将其定义为美术评论家是不妥当的。美术评论家的地位和书法评论家是无法等同的，在书法界，基本上没有专职的书法评论家，而所谓的书法评论家，一无书法学术积淀，二无书法史学造诣，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书法学者的素养，会写几篇吹捧文章就行了，但是美术评论家却要严格得多。另外就是书法活动家。我们不否认，沈鹏先生任职中国书协主席多年，其在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书法学术理论研究、书法文献出版、书法外交活动方面，的确功莫大焉，而且沈鹏先生于2002年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这是一个大手笔，又于2005年启动“沈鹏基金”，设立“中国书法媒体奖”，每年拿出12万元，用于奖励在书法学术领域有贡献的学术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推动中国书法学术理论研究的模范之举。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其作为一个书协主席本身的分内之事，外界不必大肆宣扬。而且沈先生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调、不事张扬的人。什么是活动家？顾名思义，那就是要以其在本领域的影响力，以其本人的言论、行为和活动，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历史文化的前行。以此标准论之，我们可以将宋庆龄、郭沫若、费孝通、赵朴初等人称之为社会活动家，甚至也可以将沙孟海、林散之、舒同、启功等人称之为书法活动家，但是，若将沈鹏也称之为书法活动家，则有失妥当。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评价是由社会所公认的，而且这个社会公认也不是暂时的社会公认，而是历史社会所公认的。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的艺术评价都不应该将其职位、头衔和作品市场价格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参考标准，而是要确立一种艺术史的评判标准，艺术史评判标准是以艺术审美价值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是以其对中国艺术史审美进程的影响和贡献为准则的，其他标准都是非艺术非审美非学术的标准，只能作参考，否则，对艺术家的评判就会陷入一种非学术的误区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对社会人物的评价似乎完全相反了，基本不看其艺术水平和学术造诣，而只看社会职务、头衔和作品价格，这种评价标准其实仍然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虽然已经到来，但是市场经济社会除了让人们增加了一些功利性的心态之外，仍然没有消除官本位的社会心态。以此论之，我觉得，对作为书法家的沈鹏的评价和对作为书协主席的沈鹏的评价应该分离开来，前者是艺术史学领域的评价，后者是社会学领域的评价。虽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切不可混为一谈。

　　张 海 书法新纪元的开创者？

　　张海的成功当选，无论从新闻角度还是从书协人事变动角度说，都是2005年中国书坛的一件大事。张海的最后成功当选，既在官方的预定之中，也在民间的预料之中；既是书坛之众望所归，也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特色体现。这与其说是一种官方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契合，不如说是民间对张海艺术地位与社会功绩的双重肯定。张海先生由“地方大员”而为“中央大员”，这既是河南书坛之幸，也是中国书坛之幸，更是张海多年来在河南打拼之总结与印证。

　　一个小小的半官方民间性文化团体的主席选举，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大的事，但是书协独独有其特殊之处，关键不在于职位与权力的大小与高低，而在于其所拥有的“含金量”，而这“含金量”，恰恰就是整个中国书坛的兴奋点之所在。

　　书协选举内幕重重，尽管悬念不大，但或多或少也还是刮起了一阵旋风。

　　中国书协主席的选举，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式文化传统：第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注重名声大于实际水平的国度，够不够资格不在于实际水平而在于社会声望与资历；第二、中国书坛，除了大多数是普通平民之外，另有一些就是学者专家或书坛小人，小人肯定无法胜任主席之职，而专家学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机制下，也同样是不可能成为主席的。中国书协只是一个文化团体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这就决定了其主席之身份可以不是专家学者型的；第三、书协有代表大会但无选举制惯例，所以，自下而上的逐层选举制肯定是行不通的。

　　从历史角度看，张海成名较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风云书坛了，无论是其略带草率的草隶，还是其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都早已经风靡中原、震动神州了。张海体隶书也曾一度与“炳森隶”、“祥之隶”三足鼎立。若论隶书水准，总体上看，张海隶书的创造性高于刘炳森隶书，更高于王祥之隶书。但是在我看来，其隶书虽有变化和创造性，但总体格调仍然不高，而且其早年隶书习气太重，晚近稍有改进，但总体变化不大。论草书，张海草书有正大气象，其以北碑笔法作草，气势沉雄、笔墨酣畅，乃“中原书风”的精神性领袖。严格地说，张海草书创造性有余，但总体格调不高。张海的草书是融合了章草与今草之后的一种新草体，这种草体应该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了气候，为当代书坛确立了一种新气象，但是也正是过早地形成了气候，导致其过早地定了型，这就如“炳森隶”一样，当过早定型以后，反而在以后的创作中束缚较大，因为这种风格和面貌已经代表了自己的创作高度，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要轻易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艺术家，张海先生当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现状，而是在不断地探索，遗憾的是，由于束缚太多，其总体面貌变化似乎并不太大。所以，在面对媒体记者追问时他才说，他的书法水平并不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而是还需要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面对艺术时，张海还是比较诚恳和清醒的。至于说能否提高，能提高多少，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张海先生是实干家，这一点已为公众所认可。张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书协将在其任期内有一些改革。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想法也是对的，而且还是很好的想法。针对于书协改革，张海先生提到了一个书协职务学术与行政分离的改革构想，我想这在理念上是一个新思路，张海先生若真能在任期内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因为中国书协作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的文艺团体所存在的根本性的体制性弊端，就是学术与行政不分离，或者是行政高于学术。如果这个体制性弊端彻底革除了，那么阻碍中国书法发展的权力因素就基本上消除了。学术先行，行政权力让位于学术，这是一切艺术发展的首要前提。当然，在中国现实的社会语境下，要彻底革除这一体制性弊端，殊为不易。

　　无论如何，中国书法发展的重任，中国书协的改革大任，都集中于张海先生身上。张海先生能够在权力纷争的书坛胜出，也一定能够在众生喧哗的书坛大展宏图、开创中国书法发展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