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确切地说是我的父辈朋友，当时的名字叫朱称俊。老朱是到美国后取的画名，可能包含了两层意思，一者正如他的性格具有某种自嘲戏谑的意味，而更多的应该是画者成熟后的那种豪迈与自信的刻意表达。

　　作为我父亲在江苏省镇江中国画院的“亲密战友”之一，是老朱的这种性格给我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初步印象；也正是立足于这种性格，使得画家的最初艺术风格能够从当时江南地区的画家群体中脱颖而出，成就出一种独有的豪迈与洒脱。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大多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动人景致，但画家从未将如实地对景描摹作为自己创作的第一要务，而是以此为契机，从而获得创作的灵感，挖掘出那些细腻感人的情愫，结构出如诗如歌般的画面。同一时期的笔墨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绘画的僵硬板结，又不同于学院绘画的顽固格套，在轻松明快间尤见苍劲深厚，于朴素真诚中不乏现代精神，令当时的画坛为之侧目。

　　正如大多数中国画家一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老朱同样为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流派所吸引，也为各色各样的当代艺术思潮所动容。即便如此，老朱并未一味地随波逐流，一种执着、一种清醒更多的时候让画家采取了某种“旁观者”态度，也给老朱留出了一方自省的天地。画家敏感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进入中国，需要采取“第三只眼睛”加以观察的姿态，所谓“第三只眼睛”的姿态即是画家的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的盲从。在艺术创作中，老朱亦未推崇“疾风暴雨”式风格革命，而是在“边走边看”中，“润物细无声”般地演化为个人创作的阶段性成果。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画题业已从江南景致的偏狭领域向宏大山水主题的跨越，也表现在作品构图方面所引入的抽象性观念，以及在强化笔墨表达力的同时增加了色彩性的运用。

　　上世纪90年代的老朱迈出了个人艺术生涯最决定性的一步，他义无反顾地移居到了美国。这一举动自然引发了艺术界的不同反应，在理解赞同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不解甚至认为是“匪夷所思”。的确，抛弃业已确立起来的声名和地位，抛弃业已熟悉的创作氛围与学术基础，走向一个全新而不确定的国度环境，对于大多数中国画家而言都是难以肩负的“压力”和“风险”。然而，求真务实的老朱还是坚定地走出了这一步。从更深的层面上加以认识，则一方面是老朱与生俱来的顽强性格使然，一方面是画家希冀在更大的艺术舞台上，面对国际艺坛的挑战，而加速自我艺术面目之创生的使命感。

　　上世纪90年代赴美以来，老朱在艺术创作中的最大特色即是力图在中西文化间做出某种跨界性的思考与实践。所谓的“中西文化的跨界”，与我们通常谈的“中西文化融合”议题是两个迥异的概念。在强调“后现代”、注重“全球化”的当下，传统意义上的“中西融合”，一方面被西方理解为东方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又因与东方文化精神的格格不入而举步微艰，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式的层面。而“跨界”,首先承认并尊重中西文化各自的独立价值以及彼此之间不兼容性，其次希望通过并置、协调等多元而具体的操作手段,实现中西文化的彼此沟通和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案例，身处美国的老朱要比国内的所有画家，都要切身地感到中西文化的极大差异性，因此他并不奢望能够创造出某种既符合西方价值观念又坚守东方文化精神的“混血怪物＂。与之相反的是，他却是向两方面同时拓展，即在真诚地学习西方绘画语言、技法与观念、理念的同时，对中国笔墨精神也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体味。于是从老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开放与自由的格局，一种积极而豪迈的气度，它没有尖刻地拒绝，也没有躁动的妄断，更没有不切实际的肤浅。

　　老朱的近期作品，更流露出其个人创作所展现出的机敏和睿智，由此也充分地体现出其个人风格相对广泛的适应度。如一些作品在追求纯正的中国文化风范的过程中，更适度地向抽象表现的领域推进；而另一些作品则以美国的地貌环境、风土人情为题，从而衍生出中国水墨表现的新疆域。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将举办老朱的首次个人作品展，相信届时的画家不仅会通过作品陈示其艺术创作的不凡里程，同时也会通过最新创作的部分作品具体介绍画家的最近心得。

　　我们期待着老朱的画展成功，同时也更期待着画家厚积而薄发的艺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