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逐步步入了一个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这个转型需要经历历史的阵痛，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文人和知识分子所主导下的学术与艺术史研究与写作就成为一道民间化回归的新景观。由刘正成总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无疑是其中之一。

　　在我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书法的启蒙已经开始启动，而且20年来的书法运动与一批先驱者的书法启蒙是分不开的，这当中，刘正成先生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启蒙仅仅是完成了书法的大众启蒙，它使得书法这一高雅艺术走向了广泛的民间与民众，但是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启蒙也完成了书法作为权力话语的转型。书法不但没有成为民间发育的艺术文本，反而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这种书法启蒙实际上是在轰轰烈烈的书法运动中逐渐地变形变异了。所以，21世纪的中国书法仍然需要新的启蒙，这个新的启蒙就是要使书法完全脱离权力话语的控制，回归民间，使书法及书法社团真正体现民间意志。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书法全集》就是体现中国学术思想由官本学术向民间学术转型的表征。它的意义不但体现了中国艺术史写作的民间化取向的新范式，而且体现了中国学术史写作的民间化取向的新范式，甚至早已超越了艺术史、学术史的范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中国民间社会及民间学术思想阵营的强大。《中国书法全集》完全以民间的视角、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编辑方针和民间的学术精神来组织编撰，它既是当代中国书法运动民间化倾向的具体表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民间化倾向的具体表征。同时，更是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具体表征。刘正成先生没有经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学院严格的学术训练，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他摆脱了学院学术及学院体制的束缚，从而拥有了一套更为广阔、更为包容、更为独立的民间学术思想。刘正成先生不断整合民间思想资源，强调学在民间、学养在民间、学保存在民间、学光大在民间。其后，他开始关注书法的文化学或文化书法学意义，而研究书法文化学的意义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书法的世界学”或“世界的书法学”。这种对汉字文化圈书法文化身分的重视和跨文化研究，使得他能够信心十足，从而超越一个纯粹文人学者的范畴，而是去践行一个书法活动家的民间化的精神迹向。他将书法看成是一种文人的价值艺术，这种眼光使得他“将书法艺术学、书法民间学、书法文化学、书法社会学及书法世界学连成一体，将艺术精英、民间思想、文化资源、世界眼光整合起来（王岳川语）”。

　　要研究民间化学术史写作的学术意义与学术指向性，就必须区分民间化写作与体制化写作的根本区别。在我看来，民间化写作是任何学术写作、艺术史写作的根本价值指向性所在。民间化艺术史写作完全按照学术史与艺术史本身的审美规律去撰写，它本身拥有一套自己完整、独立、全新的审美规范，而不需要按照官方制定的写作标准与写作范式去撰写。而体制化写作则恰恰相反，体制化写作不是为了突出学术性和艺术审美性，而是为了突出政治功利性，它体现的是官本位的意志，而非写作者主体的意志。

　　《中国书法全集》既是一种艺术史写作，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史写作，甚至与已出的《中国书法史》的编撰体例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书法全集》总体的编撰方针是，运用书法艺术史学的方法论，对历史上的书法家与书法文本进行“历史与时空的总体定位”。它突出的是运用书法史料学的方法，在对书法家及其具体历史时期的书法文本进行充分的考证与梳理之后，再进行书法家“历史时空”的定位。它将书法家的任何一部书法文本从模糊的不确定的历史图景中抽取出来，然后又放回到那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从而给予其具体的确切的历史时空定位，这就实现了“人物、文本、时间、空间”四者的勾连与定位。这种艺术史写作范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史写作范式，也不同于官方僵化的写作范式，而是一种完全体现民间化意志的写作范式。它所体现的是王国维以来的“二重证据法”与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相结合的史学研究路径。

　　任何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史写作都是整个时代学术史研究与学术史写作的一个分支。而艺术又是用于表现社会思潮、表达社会个体内心情感的一种特殊表达载体。但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最根本特征是，它完全不同于政治，而且必须远离政治、远离功利、远离权力的约束与控制。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艺术史写作的独立性与学术性，才能完全体现写作者个体及民间社会群体的意志。正是从这个程度上说，追求学术理念与编撰方针的民间化才是《中国书法全集》能取得如此惊人成绩的重要保证。《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模式与那些由国家拨款主持的所谓的重大项目是完全不同的，也与某些学院派学者为了评职称、得名利而写作的“学术专著”是截然不同的。写作动机的不同就导致了编撰理念的不同，编撰理念的不同又导致了编辑人员组成方式的不同。

　　《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理念不但是一个民间化的理念，而且其编撰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民间思想资源、民间艺术资源、民间出版资源进行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国书法全集》的各个编辑人员甚至包括各分卷主编，在接手《中国书法全集》以前，都是在书法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专长是对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书家的个案研究，但缺点是缺少一种整合的意识，缺少一种新的书法史观的引导。但是，在接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事务后，就完全可能会打破以前这种缺陷，而对整个艺术现象、对新出土的书法遗迹或新出版的书法文献资料，运用新的材料、观点和方法进行重新思考。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民间资源整合的过程，是艺术的整理过程，也是一个个人文化强化训练的过程，同时也聚合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过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史、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丰富，也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官学体制下的史书编撰模式。而且，全集的编撰，采取的都是新的编撰思想、编撰体例、出土资料和研究成果。它的那种“历史时空定位”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传统的史学编撰方法，甚至超越了日本的《书道全集》和台湾的《书法全集》，开创了民间编撰中国书法史的先河。

　　（按：原文较长，发表时编者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