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家杜璞曾经生活和学习在江苏镇江和南京，近年迁居苏州，创作了世界遗产系列和苏州园林系列两批作品。杜璞师承南京艺术学院沈行工教授，从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时就确立了一种自由、泼辣的“写意油画”风格。林风眠、苏天赐的传统经过几番递承，在杜璞笔下表现为对表现性笔触的迷恋，而色彩从林风眠的“灰暗”或“血腥”、苏天赐的甜蜜装饰变为浓烈泼辣，又显然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张扬的、自我肯定的，对自己所遇到的盛世的满足和赞美。因此，他笔下的传统建筑与景色，一扫平常印象之中的枯寂清淡，而表现得强烈、放逸，这正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新意，传统建筑和景色在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脉、周边环境乃至自身物质形态(遭到拆迁)的危险下仍然要放声歌唱，画家用翩翩起舞的笔触和色彩记录着这种夜莺的绝唱。

　　我对苏州很熟悉很亲切，并且自忖对苏州园林还是有点感觉的，如果用小幅面来表现苏州园林，我喜欢局部的、抽象的景象，传达出一种碎片感。遗产毕竟是老了，再怎么保护，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文化中，也只能是一堆碎片了。从这个角度讲，杜璞的画面与我的感觉已经非常接近了。我没有权利要求他的画面符合我个人的苏州想象，我只是向他提问说，一个生活在现代化的苏州新建小区(而非传统的临水深巷)的画家，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画家，如何才能使画面表现得更像女性化的苏州形象，一个在现代工业文明中适应了的或者不适应的传统形象?或者说，我无法绕开这么一种思维定式：各遗产项目在当今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在残存的中国文化中都代表着出尘之想，意味着从现实生活的逃离，象征着桃源梦境，作为一个不可能不入世的当代画家、国画家或许还可以用种种符号(如身着中式大褂、书写文言、看线装书、弹古琴等等)表明自己与传统文明的协调，而使用着洋工具的油画家如何处理这种内在矛盾?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杜璞一个人回答得了的，他用油画语言民族化的方式作出了一种回答，已经很让我惊喜了。

　　2004年6月28日到7月7日，被“非典”耽搁了一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杜璞的“世界遗产”系列画作被选为唯一的会场展出油画。这次世界级会议再次显示了东道国出色的组织能力，复杂的议程圆满完成，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据说现在中国有意申报世遗的项目已经上百，但其中真正理解“世界遗产”美学含义的恐怕屈指可数。在中国不少地方领导的心目中，加冕“世遗”基本上就等于旅游授勋，而“非物质与口头传承遗产”仅有昆曲与古琴两项，视觉艺术范畴的“民间剪纸”项目还停留在中央美院的申遗办公室里。可以说，中国的“世遗”项目基本上是与视觉艺术无关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地会出现联合国官员说的“景点之内美极了，景点之间丑极了”以及不少景点“屋满为患”、索道纵横的景象。杜璞的画进入世遗大会，显示了当代中国画家对世界遗产地的视觉认识和表现。我不能说他的认识和表现方式已经完美，不过，杜璞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的画告诉世人，中国画家也会把世界遗产地视为视觉艺术品(而不仅是旅游点)；不少高层官员在他的画展中受到了美育的熏陶，这种熏陶也许会影响他们将来对待自己管辖下的遗产项目的态度和方式。

　　在这一回合的互动过程中，我反复强调杜璞“中国画家”的身份，因为我非常看重杜璞作为“中国人”的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璞的画正好表现了当今中国的世界遗产地点所处的境状：粗犷的笔法、浓重的油彩画出了遗产地点摄人心魄的美，传达出了它们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为我所用”的自信。保存它们原初状态的美好初衷，与改造、利用它们的强烈欲望构成了画面背后的隐性张力。与司空见惯的照片不同的是，这些画中有特别强烈的人的痕迹：选景与剪裁，用笔与用色，夸张与变形……处处显示出作者的匠心，也会引发观众思考人应该在世界遗产的生命历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院人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