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朱先生和我一样都不能称为才华横溢的生而知之者类，而是那种敦厚笃实、勤勉向学、孜孜以求的学而知之者属(不知朱先生以为然否?)，即所谓“渐悟派”。“久舞剑而后识器，长揉曲而后知音”所解释的不仅是这种“渐悟派”的一般的认识规律，也正是朱先生书法追求的艺术过程和发展特征的写照。在浸润于书法艺术的几十年中，他“广览博涉，取精用弘”，由爱好者而渐窥书法艺术之堂奥，在登堂入室中修得正果，遂成就了自己一翻天地而令人刮目以待，个中原由必与人相关联，而朱先生恰是那种讷言而慎行、思缓而心敏之储才者。他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亦感刻意模拟之无谓，而是心思远披，大而化之，融会而贯通，在人格与书格、识见与品鉴的交汇中自然流溢出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书法作品中，成为其中最令我心动的地方。

　　古人云，文如其人。书亦如其人——文艺是人的鉴证。尽管当代艺术批评几乎已废弃了这样的文艺鉴赏标准，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但我们仍能由文艺而知人，甚至那些最前卫的艺术。由此而进入朱先生的书法艺术，正可打开一扇敞亮的窗户，使我们一窥朱先生那淡泊无为的心境、艺术与人格合一的追求以及疏淡超拔的书卷之风。

　　朱先生以行草见长，但以我的观察和认识，朱先生的书法风格的基础却缘于柳体，其结字和运笔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柳体的秀美和自持。尽管这种“美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科举制和入门书法教育而日益大众化，但在朱先生那里却在与其个人性情的结合中和新的境界的开拓中演绎出非同寻常的机缘。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的“广览博涉，取精用弘”才具有了落脚点并产生意义。颜体亦是一种广为普及的大众化的书法体格，但却被朱先生纳入到他的“柳体”中而加以升华。他以柳体为骨颜体为筋，使骨肉相联，骨气相生，从而剔除了柳体之媚、颜体之拙，使之在柳颜共生中臻及雅致之境、书卷之风。无疑，这是朱先生人格净化的结果，除此别无它解。这种由不经意处得异彩的为艺之道，可由朱先生处而旁及中国人传统的为人之道。艺以人而行，人以艺而游。此中万变不覆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为艺原则和为人之道。

　　朱先生的书艺自然并不囿限于颜柳之间。他继颜柳而探二王，追孙米而入篆隶、甲骨，为自己的书域拓展疆界，为自己的书风注入雄强。他从二王得谨严与舒美，借孙米而展潇洒与豪放，由篆隶、甲骨而味超拔与古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些都融入到他的“柳体”或“柳书”之中，使其书法奔而不放、美而不艳、巧中寓拙、文质彬彬。这种特色在他2005年以来的作品中日益鲜明，已形成他特有的书法风韵。他的布局重势，在笔画的游移腾挪、字间的互为关系中铺陈满纸清香、书卷之风。不过这种“势”不是形式的夸张，也不是结体的伸放，更不是蓄意的张狂，而是在内在空间中的重构。朱先生的这种书卷之风还特别来自他舒展而内敛的运笔。其落笔圆浑、收尾肯定，欲伸张而滞笔端，绝无油滑之气、近利之功。这是一种学养和性格，也是一种心境和状态，朱先生依此而得道个中。

　　我与朱先生由相识而相知。我们都是《美术报》的创办者，在5年的共事(也是《美术报》由创办到发展的最艰难的5年)，他的谦和与勤勉始终令我感佩。在我的记忆中，作为《美术报》的主编，不论初创期的工作是如何的千头万绪，工作条件是如何的艰辛，他始终把书法视为自我排解、养心定气的良伴。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他由悟道而入道，渐成自家风貌。朱先生的书法成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将自己全部融入到书法之中，依仁而游艺，淡泊而冲和，在自得中遂建新功。这也使我不禁有“丹青不知老将至”之慨。书法与朱先生彼此相伴，互为润泽，在他花甲之年亦获“丹青”之“老”。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开始，朱先生的“戏”还在后头，我们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