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有人斥资百万购得署名张大千画作一幅，后来诸鉴定大腕各执一词，相争不下。一张字画鉴定从徐邦达和谢稚柳两位老先生观点不同，演变为鉴定界南北之争；

　　1999年上海博物馆轰轰烈烈举办的“傅抱石画展”被曝光全系伪作；

　　2001年北京街头出现以十元八元出售的启功、沈鹏书法作品；

　　某地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共有9件林散之作品，其中4件伪作成交3张，5件真迹却3件“流标”；

　　吴冠中为了证明油画《炮打司令部》非自己所作，打了几年的官司还不见分晓——因为“作者本人在作品真伪问题上并无决定权”；

　　2005年，一边制作何水法假画，一边伪造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何水法画册，以“证明”该画的出处，引诱书画爱好者上钩购买仿造的何水法假画，非法赚取利润估计有上百万元；

　　2005年3月18日，珠海市博物馆举行的“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天忽起轩然大波，两位大师的后人一起指认，38件展作皆为赝品。然而据《南方日报》报道，尽管关、黎两位大师的后人坚持己见，认定展品为赝品，但在目前画家本人已经过世，又缺乏一个假画权威鉴定机构的前提下，画家后人的意见究竟在法律上具有多大的证据效力？一些艺术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一位知识产权资深研究专家提供了两条比较可行的方法：一是找到画作仿冒的真迹，与赝品“对质”；二是邀请一批岭南画派研究专家向法院提供一份专业鉴定意见作为审判参考。

　　一些仿制的名家字画甚至在互联网上公然出售，一些知名画家的画作更是成了制假者的目标，在网上被低价拍卖。

　　在这样的局势下，艺术品市场亟待规范，亟待打假，亟待相应法规条文的出台；也有人指出书画打假有违背艺术品市场规律之嫌，书画造假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鉴定家称之为“仿本”、“摹本”，书画家称之为“伪作”，行政执法部门则通称“假货”。有修养、经济实力强的收藏者当然力求买原作，但另外一些爱好者则从复制品、仿制品甚至是一时被视为伪作的书画品中，也能发掘到收藏价值。所以，违背艺术品市场的特殊规律强行打假，会打不胜打，甚至扰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