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纹之新意

　　马家窑文化彩陶花纹中，神人纹是一种主要的纹样，但对神人纹的含意和命名有很大的争议，有的专家学者另称作蛙纹。神人纹最早的命名者是瑞典学者巴尔姆格伦，但以后很多人又称作蛙纹，主要是根据马厂类型彩陶上神人纹的四肢像蛙肢而言。神人纹在马厂类型彩陶花纹中的数量较多，然而在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都有神人纹，而且大多用具象的手法来表现，更容易看出神人纹的原型。从马家窑类型、半山和马厂类型的完整的神人纹来看，是有基本不变的特点，那就是上肢和下肢差不多长，都向上举伸。身子是长条状，没有臀部，而且身子超过下肢而向下延伸，更像连接身子的长尾。头部大部分不画五官，在圆形的头部中饰几何形花纹。而蛙无颈，身子上小下大，呈三角形，而且无尾。图案中蛙纹的身子多作圆形或三角形，不用条形来表现，因此以蛙纹相称是不妥的。

　　王新村先生的彩陶藏品中，有一件绘在半山类型早期彩陶罐上的形制特殊的神人纹，头部为圆形，面部的外廓为宽粗的圆圈纹，以圆点表示眼睛，鼻梁与嘴相连，鼻梁两侧绘鼻孔。身子为条状，穿过下肢，直贯到底。上肢和下肢的长度差不多，都作向上举伸状。在身子两侧的上肢和下肢之间，为张开的肋骨。这种纹样从脸部五官来看有似人之处，但与真实的人的形象又很不一样，这种纹样应是人格化的动物纹，是人和动物为一体具有神性的神人纹。从形体特征看，被人格化的动物与蜥蜴最类似，并且可以找出人与蜥蜴一体的纹饰发展的轨迹。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和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饰有浮雕的蜥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上绘着蜥蜴纹。甘肃秦安焦家沟发现的马家窑类型人头型器口彩陶瓶，腹部上绘着标志性的简化的蜥蜴纹，意味着人头和蜥蜴纹是一个共同体的两个方面。有着扩展肋骨的神人纹彩陶以前发现过两例，一例是甘肃天水师赵村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罐，人面为浮雕，浮雕人面的头顶有凸出的蛇头状浮雕。人面外有宽粗的圆圈外廓，用黑彩绘出有肋骨的身子。另一例是甘肃广河瓦罐村出土的半山类型彩陶钵，钵中绘肋骨扩张的人形骨架纹，值得注意的是头部只以圆圈来表现，骨架没有臀部，裆部之下延伸出下垂的尾状纹。本书收录的半山类型早期彩陶罐上有展开肋骨的神人纹，身下有长尾，只要去掉肋骨，就是蜥蜴的形态，人和蜥蜴的共同体构成了典型的神人纹。如果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象生性纹样中，主要崇尚的是鱼类动物，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彩陶象生性纹样中，主要崇尚的是两栖类动物，那么半山和马厂类型彩陶上的纹饰，崇尚的是爬行类动物。从水中的鱼类动物提升到水陆两栖类动物，再提升到陆上的爬行类动物。这个提升过程与这些文化类型的居住房址是从深地穴提升到半地穴、再提升到地面建筑的过程相一致，这可能是巧合，但东部沿海居住在干阑式房屋的原始氏族崇尚鸟类动物，而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崇尚羊、马、虎、鹰、犬等动物，也与他们的居住方式和经济生活有关，这就不一定是巧合了，因此我们讨论原始艺术纹样含意可结合当时当地的氏族的生活环境去考虑。

　　神人与蛇共舞

　　我刚将这篇介绍彩陶的文章写完，王新村先生又寄来新收藏的神人纹彩陶罐的照片，在这件彩陶罐上塑有四条蛇，这是前所未见的，我们觉得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欣然决定将这件彩陶罐增编于本书中。

　　浮雕四蛇的神人纹彩陶罐出土于甘肃会宁县，这件彩陶罐造型特点属于半山类型中期的器物，约距今4500年左右。在罐的腹部绘四个等距排列的神人纹，神人的圆脸中绘着鼻、嘴状的纹样，是近于人脸的模样，与其他彩陶上神人纹的面部饰几何形纹样是不同的。在四个神人纹之间，各有一条浮雕的蛇，作向上蜿蜒爬行状，蛇身的外侧绘着带状的锯齿纹。四个伸臂展腿的神人纹与四条曲折爬行的浮雕蛇纹相伴谐动，构成神人与蛇共舞的奇妙图像，显示出神人与蛇有互动的感应关系。

　　在半山类型彩陶中出现神人与蛇相结合的艺术造型并非孤例，甘肃广河县半山遗址曾出土两件人头形彩陶器盖，其中一件器盖的人头上耸立一对短角，自脑后至头顶有一条浮雕的蛇纹，像一根挂在脑后的发辫。此外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陶器上也饰有蛇形雕塑，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齐家坪出土的浮雕蛇纹红陶罐，蛇身有甲状纹，蛇腹下有一爪，显示出不是凡间的蛇，有些蛇龙变化的意思，我戏称：“画蛇添足即成龙。”

　　在远古时期，有几位传说出自西北的人物与蛇有亲密的关系。夏禹据说“兴于西羌”，夏禹的禹字字形就是一条头上长角的虫(蛇又称作长虫)，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书中认为禹就是蛇名，还认为“我国古代所谓‘禹步’的一种独脚跳舞，本是仿效蛇跳”。并且进一步提出“禹的后裔多属龙族”。《山海经·大荒西经》说禹的儿子夏后开(开原称启)“珥两青蛇，乘两龙”。《列子·黄帝篇》也说夏后氏是“蛇身人面”，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夏族的图腾由蛇及龙的变化。

　　另两件远古人物是伏羲和女娲，许多古籍中描述他俩都是人首蛇躯。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帛画上，就有人首蛇躯的女娲像。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室壁画中，绘有人首蛇躯的伏羲和女娲。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提到“生伏羲于成纪”，成纪在现今的秦安县，因此伏羲被认为始兴于甘肃东部，也有学者认为女娲也生于这一带，在秦安县陇城还存有女娲庙。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与蛇构成了共同体，我们从会宁出土的浮雕四蛇的神人纹彩陶罐上，可以看到人蛇偕一的艺术造型的原始形态，对认识甘肃一带如何产生人蛇合一的始祖神的过程有所启迪。对神话中龙的形成的问题，重新启动了腾蛇为龙的想象。

　　有成组符号的彩陶壶

　　书中刊载的马厂类型折带纹环绕符号彩陶壶，是研究中国远古时期文字符号的重要实物资料。从这件彩陶壶的瘦长器形和器表饰红色陶衣的特点来看，属于马厂类型晚期的彩陶，距今4000年左右。在壶腹的连续三角折带纹和肩部连续方格纹的空隙中，环绕地绘有各种形状的符号，共26个。这些纹样大致可归纳成十字系列、圆圈系列、火焰状自由式系列，十字系列最多，共12个，其中5个十字纹的四端都长着爪指，多数为三个爪指。壶腹的一面上的三角折带纹的右方三角形空隙中，分别绘两个无爪指的十字纹，很像两个展翅翱翔的飞鸟。这两个十字纹之间的上方，绘有形似侧面的展翅飞翔的有长冠羽的鸟。圆圈纹有4个，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其中两个椭圆形的上下两端有不规则的芒刺状纹，可能表示爪指，也可能表现光芒，或兼有两者的表现。火焰状自由式纹有4个，其含意就和纹样形态一样是不确定的。有一个特殊的纹样，右边为一条竖线，左边为一条像蛇一样弯曲爬行的竖曲线。这种类似的图像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也发现过，被诠释为蛇纹。这件彩陶壶上众多的标志性纹样我们还不能逐一解读，更不能连在一起解读。马厂类型彩陶上有许多彩绘符号，仅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上，即发现彩绘符号67种，其中也包含着这件彩陶壶上的大部分的符号。如果综观黄河上游远古文化陶器上的符号，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的彩陶上，已发现了10余种独体符号。以后出现的半坡类型、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的陶器上，有着愈来愈多的刻划和彩绘符号，还发现了石岭下类型的刻有符号的甲骨，在同一地区有着相延发展了达4000年之久的符号，我们就不能漠然置之，这些符号的发展演变应有规律可寻，这件马厂类型彩陶壶上一连串的环绕符号之谜或许有破解之日。

　　马家窑文化彩陶衰退之谜

　　马厂类型晚期的彩陶有了明显的变化，器形变小，作为贮盛器的彩陶壶变得瘦长，彩绘纹样显得简单粗率，出现了便于携带的四耳和器口边有一圈系孔的新的彩陶器形。这些现象在本书收录的马厂类型晚期的彩陶上也有体现。如日中天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何以到马厂类型晚期突然衰退了呢?青海民和县喇家发现了被洪水地震灾害摧毁的齐家文化居住遗址，使我们获知在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上游一带曾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这也许是促使马家窑文化彩陶突然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丰富和加深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认识

　　本书展示的这些马家窑文化彩陶珍品，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图案艺术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是最杰出的，马家窑文化的部族或氏族的人们善于用图形纹样来显示氏族共同体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处于黄河农业文化分布区的西端，这一地区后来出现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羌族文化，羌族文化的来龙去脉、马家窑文化和羌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从马家窑文化彩陶和雕塑人像的披发发式、文面习俗等方面来看，马家窑文化与羌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西北地区的许多古文化，经过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仍继续使用着彩陶，可以说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产生的深远影响。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在先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和以后西北地区各族的彩陶艺术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促进了黄河上游的农业文明和西北地区的牧业文明的互动。

　　收藏家的境界

　　本书发表的珍罕的彩陶藏品，我觉得是来之不易和十分珍贵的，也由此引起我对收藏真缔的思索。博物馆是收藏场所，在妥善保护藏品的前提下，国家的博物馆理应责无旁贷地使用藏品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博物馆的藏品是人民的财富，如果博物馆的藏品起不到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作用，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收藏家的藏品是属私人所有的，但收藏家藏品中的珍贵文物同样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扩而言之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王新村先生认为家中收藏不过三代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家有宝物不见得就是收藏家，收藏家能在千百种专门家中自成一家，是因为收藏家以他的藏品保存文化和弘扬科学，因此名显于世。收藏家也以此区别于守财奴式的收藏者。王新村先生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由“爱”到“追求”、又转为“弘扬”，这正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有成就的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所经的“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蓦然回首”的三种境界。只有收藏家达到“超利害忘物我”的境界，文物藏品才能有好的境遇。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珍贵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藏品公诸于世，辉映在“灯火阑珊处”。

　　（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