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赵壹，东汉著名书法理论家、作家。《后汉书》“文苑列传”说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美。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后汉书》）同时，《后汉书》又收有赵壹名文《刺世疾邪赋》，其中“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语句震聋发匮，似乎为赵壹“恃才倨傲”做注。正因为如此，赵壹“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终于家” （《后汉书》）看来，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他的世俗生活影响巨大。《后汉书》没有提及《非草书》一文，此举不难理解，史学家视儒家思想为正统，他们当然看重视儒家思想为正统的赵壹，至于此人论述“末流小技”——书法的文章，不入史书，不做评价，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不等于说《非草书》没有《刺世疾邪赋》重要，作为“古籍中记载确凿并且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一篇书学文献” （郑晓华《古典书学浅探》)，《非草书》的确是我国书法理论史上一篇有深度、有广度、又不能替代的华章。这一点，郑晓华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古代书学理论研究的开场锣鼓是从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片讨伐声中开始的。”（郑晓华〈古典书学浅探》)他一语道破了《非草书》的“天机”。

　　《非草书》的思考焦点耐人寻味。赵壹身处东汉光和年间，那是一个王朝的暮年，“因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遂多母后临朝，而外戚、宦官籍之用事。”(钱穆《国史大纲》)所以，“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如此的道德沦丧，如此的黑白颠倒，使人难见生活的曙光。年轻的帝王刘宏试图整肃吏治，重振朝纲，大胆改革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书法与辞赋的重要性，甚至是唯一性，就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兴奋点。可是，赵壹所看到的读书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疯狂写字，追模流行书风，却是人生的一种沉迷。在赵壹的眼睛里，草书是“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汉魏六朝书画论》)因此，有责任感的读书人万万不能“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汉魏六朝书画论》)赵壹在东汉末年所看到的社会景观，让他悲痛欲绝。他视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根本，人生之根本，他对“小康生活”、“大同世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对汉灵帝本末倒置的价值取向十分不满。表面上赵壹是在谈书法，其实，他是在分析当时的社会现象，在为一个行将就墓的王朝担心害怕。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思考，他觉得刘宏——一个才学有余、治国韬略不足的君王，不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希望，于是，他采取了消极的人生态度，拒绝权利的诱惑，孤独地终老于家。作为有思想、有阅历的学者，论述书法自然会融铸较深的社会思考，他把书法、书法家的心态、书法的价值判断，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予以深刻的分析与解读。

　　《非草书》使古典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凸显出对社会的现世关切，作者的思考焦点没有停留在书法本体，也不去纠缠执笔、用笔的玄机，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当下社会某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人们对书法的迷醉。在作者看来，书法，准确一点说是草书，该是读书人“博学馀暇，游手于斯”之物，可是时人对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到了“臂穿皮刮，指爪催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地步，他认为，草书的价值是经不起社会检验的，乡间没有人用此比较才能，朝廷也不用它科试选拔官吏，好也无益于朝廷的政事，坏也无损于国家的治理，因此，迷恋草书之人是没有出息之人。赵壹力畅尊孔读经、通经致用，他理想中的读书人，应该是沿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从而对闲适、散淡的艺术创作有微辞，有成见。

　　

　　2我们习惯地认为赵壹在非难草书，也是在非难书法艺术，同时把他看成是功利思想至上的心理扭曲者。然而，当我们把《非草书》和《刺世疾邪赋》比较阅读，我们也就清楚了赵壹坚定贬斥草书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心理。

　　《刺世疾邪赋》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赵壹，那是一个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刻体验与思考，不回避任何矛盾，并直言不讳指出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知识分子”。面对迷醉草书的社会现象，他看到了读书人对社会问题的麻木与回避，对人生理想的幻灭与失望，对个人行为的放纵与轻贱。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读书人已经找不到出路，只能借助艺术的鸦片消极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在《刺世疾邪赋》里，赵壹假托叫秦客者写了一首诗：“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后汉书》)想一想，这样的王统，这样的现实，人的价值，人的希望是不复存在的。赵壹对世事的洞察，让他内心世界的希望之烛完全熄灭，他选择了“退引”，悄无声息地离开所谓的主流社会，似乎不合时宜，但他终究成为东汉末年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

　　赵壹是有深刻思想和现实体验的人，论及书法，自然不会停留在书法的表层。他着眼于书法的社会属性，善于把书法与时代、书法与个人结合起来，在研究书法价值的同时，也在研究社会的价值与个人的价值。古代社会，书法家的主体是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受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建功立业，修齐治平，把参与社会政治视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赵壹是东汉的清流士人，高古风秀，堪称时代楷模。不幸的是，浊流的代表人物是汉灵帝，两者相逢，清流者自然要付出血的代价。与赵壹同时代的一部分社会精英被无情流放、残酷杀害，致使另外一些有识之士远离政治，退守田园，以忍隐的方式表达对时代的不满。但是，他们有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尽管告别了朝廷，个别人还是放不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执笔为文，书写自己的政治理念。赵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和蔡邕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东汉末年为数不多的有思想、有见识的作家，他的《刺世疾邪赋》也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杰出作品。以这样的基调写《非草书》，我们如不能理解赵壹对“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的抨击，就是我们的麻木了。赵壹正道直行，在“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后汉书》)的情境之下，赵壹当然不满士人们对草书的专情。他不无杞人忧天地告诫天下读书人，把写草书的时间用来探讨自然奥秘，研究圣人之说，剖析天下疑难之论，弘扬中庸之道，辨别俗儒之争，依据正道来对待邪说，用《雅》乐去正郑声，以德使人和睦相处，光大生活之理，退则明哲保身，进则兼济天下，以此扬名当世，永鉴后代。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昭然若揭。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型：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由天文到言文，人文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方说：“在天文和言文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人文。只有当人们把文当作个人及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源于自然的文的观念才能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审美态度及文学观。”(张方《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赵壹面对书法时，能够从书法本体脱离出来，独自思考书法的人文特性，并从政治、社会、道德、理想的角度，反观王统的式微，客观上使我们看清了党锢之祸所导致汉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政权颠覆。另外，赵壹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历史现象，在他历数“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汉魏六朝书画论》)的行为里，着实勾画出汉末书法艺术的繁荣景观。

　　

　　3既然赵壹的《非草书》是“古籍中记载确凿并且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一篇书学文献”，《非草书》理应对后来的书学理论、书学批评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可惜，《非草书》的理论信息和思维特点，并没有传导给未来的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批评家，它成了书法史上“孤独”的存在，甚至是一个不谐和音。被后人称为经典的书法理论著作，“品藻”是其中的显著特点。它借助比喻的手法，在模糊的意象里激起人们丰富多彩的联想，阶段性地感知书法艺术的特殊美感。它的特点是简单、直白。西晋成公绥在其《隶书体》一文中说道：“彪焕磥硌，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汉魏六朝书画论》)一段话，成公绥用堆积的石头比喻结构，用花草比喻章法，以期待如天上日月星辰一样井然有序、如锦绣花纹一样华丽的书法结构之美、章法之美。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开品评书家之先河，以宏观的视角，简明扼要地论述历代书家的艺术特点，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窥视古代书法家的艺术操作能力，但却看不见他们的生存际遇和鲜活的个性。在羊欣的影响下，南朝齐梁间的袁昂所著《古今书评》把品藻批评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汉魏六朝书画论》)谢安执政时，侄儿谢玄指挥淝水之战，大胜前秦百万大军，打了一场东晋王朝一个世纪以来唯一的胜仗。此后，谢家子孙在前辈的余荫下倍受瞩目，任高官者比比皆是，为数百年间的一大旺族。血统论为社会主要意识形态的南朝，以名门大姓比喻王书之妙，强调王书的卓绝，似乎是别无选择的称颂。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一文中对王羲之书法如是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汉魏六朝书画论》)这句话我们十分熟悉，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比喻王羲之书法之奇倔，我们尽管无法将两种形象与王羲之的字加以细致的联系，不过，在感觉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体会到王书奇妙的动感与风采。丛文俊在总结传统书法批评时，提出“形象喻知法”、“经验描述法”、“比较分析法”，其中都是针对写字的技巧、风格、特点的。他说：“由于意象批评常常不分字体、不别作品而倾向于对作者的艺术境界的某一方面或总体精神做出评价，所以它无法把书法的美感阐释完整，常常只是提供一个联想的方向，其余则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发掘和感悟。”(《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这种风格的书法批评，就这样在历史的时空中延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书法学术的主流。

　　相比较，《非草书》是理性的，其中有较严密的逻辑性，有条理分明的推理，最后直指论点——对“博学馀暇，游手于斯”的草书不该大惊小怪，要想到即将崩溃的天下。郑晓华说：“艺术关注社会、服务社会，襄赞‘王功’，这大概是任何时代都无可避免的，它既是社会对艺术所提出的要求，也是艺术自身发展之必然所趋。儒家的艺术政教中心思想，可以说即反映了历史发展这一内在要求，在汉代，这种历史要求已开始在书法艺术理论中得到体现。”(郑晓华《古典书学浅探》)值得注意的是，赵壹对书法的大胆反思精神，他所揭开的书法批评的序幕，为什么在他的身后出现了惊人的拐点，是赵壹的身世让读书人胆战，心惊，是他的思想无法跨越，还是统治者的思想桎梏，使他们不敢触及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因此，只能高度意象化地说一些朦胧之语?《非草书》、《刺世疾邪赋》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高度，它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尊荣。赵壹没有一味迎合当权者，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读书人，他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以罕见的胆量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大胆指出社会的弊端和书法的无奈，如同袁昂所说的“仙人啸树”。